陸征祥貢獻卓著的是中國現代外交體制的建設。1912年10月8日國會通過的“外交部官則”，即是出自陸征祥手筆。外交部內設“壹處壹室壹廳四司”：秘書處、參事室、總務廳、外政司、通商司、交際司、庶政司，部長下新設壹次長，四秘書，分管英、日、法、德相關業務，參事則負責法規與條約之研究草擬。
陸征祥主掌外交其間，說服袁世凱同意廢除清代外務人員“保舉制”（由高官推薦外交人員）任用辦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堅持選拔“不鬧笑話之外交官”。陸就職後另訂《外交官領事官任用暫行章程》，先將所有部內留任人員免職，再重新依照專業考核，凡無外語外事專業者不予授職，袁世凱之侄兒也因此離任，顧維鈞則甫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即被延攬入部。至於外館，陸征祥廢止了清代由大使統籌包辦使館人事與財政權的舊規，外館預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撥決算，外館正式人員皆須經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總括而言，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中央各部專業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壹枝獨秀，培養了不少傑出的外交官，為中國這壹“弱國”爭取到較多利權，從而奠定了中國外交現代化的基礎，陸征祥居功最大。
陸征祥最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壹條》與《凡爾賽條約》的簽訂，因此導致的負面評價往往歸罪於他。但實際的情況可能更為復雜。
壹、據較為嚴謹的研究和報導指出，中日“二十壹條”的簽訂，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長曹汝霖。總統袁世凱直接施壓曹盡速簽約，而參與談判的陸征祥則幫助取消了最為不利的第五條條款（關於二十壹條，也有意見認為是日本施壓宣戰，袁世凱被迫接受部分條款）。
二、1919年率顧維鈞(駐美公使)、王正廷(廣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壹次世界大戰和會(巴黎和會)。由於山東問題爆發，日本堅持繼承戰敗的德國之權益，中國發生五四運動。戰勝列強不顧中國反對，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國國內巨大抗議聲浪與政府訓令下，中國代表團最終未能簽署和約，成為戰勝國中唯壹未簽字者。坊間流傳之認識是，陸征祥在和會後期並未主持中國使團工作，因此抗拒簽署的正義表現多被歸功於顧維鈞。
1945年曾有中國記者至比國采訪陸征祥，據報導陸征祥曾對未來國情提出簡短而著名之警語：“弱國無公義，弱國無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