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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錢鐘書、趙樹理的幽默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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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是傑出的現代語言大師。他的語言準確、簡潔、極其豐富,因此具有足夠的靈活性,恰當地表達各種思想和情感的節奏,使文筆充滿韻味和魅力。

本文主要從虛詞的使用、文言句式、詞匯等方面考察魯迅作品的語言風格。使用了大量的虛詞

虛詞有助於表達深刻曲折的意思,可以化繁為簡,具有獨特的魅力。

示例1。我剛才看到她哭了,因為她關心母校的未來。好像從那以後她就沒見過面了。(《蓋華紀·紀念劉和珍君》續集)

至於“至於”這個詞,不用也管用。然而,“發呆”這個詞並不能表達“發呆”的動態...終於哭了”,而這個動態正好再現了劉和珍的情感過程,真的很感人。

“從那以後我們就沒見過面”是很普通的自然表達。可是,魯迅先生在這裏悼念劉和珍,追憶往事,連虛詞“似乎”“只是”都用得那麽嚴肅!“似乎”這個詞傳達了這樣壹個信息:劉和珍先生並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許他沒有看到他,也許他看到了,但他並沒有關註他,尤其是劉和珍。如果不用虛詞來表達同樣的意思,不僅用詞過多,文筆也會“單薄”,當然也鎖不住這種深情。

二,文言文的句法和古體詞的使用

白話文運動剛起步的時候,面臨著巨大的語言荒蕪。後人可能認為當時只是把事情用文字寫下來,但實際操作起來難度極大。正如魯迅當時的話所佐證的:“現在的作家、哲學家、政論家和壹切普通人,如果要表現中國社會已有的新關系、新現象、新事物、新思想,幾乎人人都得是倉頡。那就是。

鄒田先生指出:五四小說的語言和傳統語言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小說語言。五四小說的意義不在於白話容易被讀者理解和接受,而在於傳統白話小說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而是創造壹種適應新的內容,反映新的審美要求,具有不同藝術功能和藝術表現的語言。它的出現是壹種新的文學語言。它標誌著小說語言現代化的開始。此外,五四小說還實現了壹個轉變,那就是書面語言取代了口頭語言。傳統小說受評書的影響,口語化程度很高,易於講述和理解。但是,五四小說的語言有它自己的內容,它必須更精煉、更微妙、結構更復雜、層次更豐富。它需要讀者坐在桌子上仔細思考,反復欣賞。

三重否定的運用與魯迅語言的節奏

魯迅喜歡說“不”,即使在表示“是”的時候,他也更喜歡用雙重否定而不是壹種肯定。雙重否定的使用有效地烘托了作者孤獨的情緒,尤其是在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時。

錢鐘書是現代文壇上壹位獨特的諷刺小說家,他深刻地揭露了社會和人類的陰暗面。他的魔杖般的筆,尖銳、機智、俏皮,猛烈抨擊社會、生活、心理和道德病態。

錢鐘書喜歡用智者的眼光看人性的種種劣根性,善用現代主義文學最基本的表現手法,比如象征。他經常用精辟的話帶出犀利的意思,含義深刻,文筆簡練,壹針見血。這種特殊的寫作風格在他的作品《人、獸、鬼》和《圍城》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他的文筆肆意而幽默,充滿了智慧和哲理,以及對世俗的嘲諷和嘲諷。他以僅有的十篇散文集躋身現代散文大師之列,為數不多的短篇小說卻風格迥異,寓意深刻,令人嘆為觀止。

錢鐘書的幽默

阿清詩人張潮在《夢影》中說:“只有才能和樂趣相結合。”如果要推薦符合這個標準的中國知識分子,我覺得錢鐘書先生是最合適的代表。不像許多讀了很多詩集的老夫子,他真的是壹個非常有趣、幽默和“滑稽”的人。

這壹點,人們大多是從《圍城》這個絕妙的比喻中學來的。其實,就連他的兩部博大精深的學術著作《管嘴編》和《覃逸錄》也充滿了幽默,能讓相知的人不時捧腹。

錢鐘書善於用嚴肅的學術論點穿插壹些笑話和故事,來放松妳的大腦和神經。在《管錐》中,他引用了“孫悟空的淫蕩”的故事,“天上有廁所”的故事,“太監誇貞潔,駱駝誇尊”的故事,“杜福通的拉丁”的故事,“壹對私生子生下後互相出軌”的故事,“老頭壹開始沒打算生我,只求幸福”的故事,莊子的鼓盆其實是因為“心胸寬廣的人生”。《手舞足蹈不知不覺》的故事,是終於從妻管嚴中解放出來的故事,是主角心甘情願成為心上人坐過的馬桶的驚人之語,是“食之和諧,氣也逃不掉”的妙語,是老太婆在海裏撒尿自言自語“無小補”的笑話,是花園裏壹頭驢看著自己糞便培育的白菜抱怨“妳好無聊!”看,我只是在說話?我在冥想。“這些小幽默無處不在,可見錢鐘書的學習生活壹點也不枯燥。

趙樹理作品和《山藥蛋》作家的走紅,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對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正是得益於其作品的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趙樹理壹直想讓自己的作品“讓不識字的炕上紡棉花的農村婦女看得懂”。在今天看來,這種寫作風格和態度可能會讓壹些作家非常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當代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強勢回歸”,隨著壹大批當代作家深入社會底層的“民間寫作”,那些蝸居在“象牙塔”裏的“貴族寫作”,其實是“紗窗夕陽西下,金屋藏嬌無人見淚”。

在當代文學發展中,這應該是壹個值得所有作家關註和思考的文學現象。

趙樹理對農民、農村、現實的關註,尤其是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不是當代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他適應趙樹理小說的特點,積極宣傳文學的認知功能和教育功能,充分發揮其“介入生活”的功能。全心全意為農民說話,為農民寫作。趙樹理呼籲作家們義無反顧地走出象牙塔,成為時代生活中的潮流引領者,而不是壹個遠離塵世的冷漠旁觀者。與時代氣息無關,極端自我的“個人化寫作”與趙樹理的小說模式絕緣;就藝術形式而言,趙樹理的小說模式具有“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風、中國氣派”,他始終認為中國的文學要適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要有趣味,要被大多數中國人接受。過於“洋氣”、只被少數“知識貴族”欣賞的藝術形式,也與趙樹理的小說模式遙不可及。總之,內容上的“介入生活”,藝術上的鄉土氣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心甘情願地為普通讀者和底層讀者寫作,構成了趙樹理小說模式的經緯之網和主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