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筆下萬般皆有情，回憶故鄉親人的文章溫暖而惆悵，來臺灣後的生活寫照多了詼諧與幽默，總的說來，脫不開溫柔敦厚的文風。
壹個作家的寫作風格必定與其人生經歷息息相關。追尋琦君文風的形成，我想得從她的身世說起。
在《永是有情人》這本書的代序裏，琦君這樣寫。
琦君，本名潘希珍，後改名潘希真，小名小春，1917年出生於浙江省永嘉縣瞿溪鄉（今溫州市甌海區）壹個舊式家庭。父親（即伯父）在外地任軍職，她跟隨信奉佛教的慈母（即伯母）生活在鄉間，善良豁達的外公時常來家裏小住，耳濡目染，琦君從小就埋下寬厚為人、慈悲為懷的種子。
她跟隨同樣禮佛的嚴厲啟蒙塾師，五歲開始認方塊字、學描紅，其後逐年熟讀詩經、唐詩、“四書”等，打下了紮實的國學基礎，十歲就能過目能誦，揮筆成文。其間，跟小堂叔壹起偷看了二媽的藏書，都是大人禁止的諸如《西廂記》《聊齋誌異》；在上海念大學的二堂叔給她帶來了《愛的教育》《安徒生童話集》，不知不覺拓寬了閱讀的廣度。
十二歲來到杭州，琦君考入弘道教會女中，除了唐詩宋詞等古典文學，從校圖書館借閱了大量外國文學名著，開始模仿名家筆法寫小說，被同學們推為班裏的“國文大將”。畢業時，她以優異成績免試升入之江大學中文系，師從浙東大詞人夏承燾。紹興沈園園壁上紀念陸遊和唐琬千古愛情悲劇的《釵頭鳳》，就是他的親筆書寫。
夏承燾，字瞿禪，同學們親熱地稱之為“瞿師”。他常說，“不必強求做詩人，卻必須培養壹顆詩心。不必是壹個宗教信徒，卻必須要有壹顆虔誠的心。”他在詩文創作、禪理頓悟等方面的教誨，都讓琦君壹生受益。戰亂中，他頻頻寄書信勉勵琦君專心學業，以期十年內寫出《小婦人》這樣的不朽之作。琦君晚年所著小說《橘子紅了》固然為紀念逝去的親人，也算以慰恩師的在天之靈。這部小說後來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由歸亞蕾、周迅等主演，紅遍大江南北。
瞿師的讀書、寫作方法，仍然值得如今的作者思考、學習。琦君嚴遵師囑，經過多年的虔心實踐，形成她自己的寫作原則：傳真，精簡，含蓄，清新。特別值得壹提的是，這個清新指建立起自己的風格，使讀者有“如見其人”的親切感。琦君確實做到了。
這位才華橫溢的恩師，不僅是琦君學術上的引路人，還是她立身行事的榜樣。大學畢業時，他考慮到同學們以後要成家立業，贈送大家壹幅相同的對聯，“要修到神仙眷屬，須做得柴米夫妻”。
琦君沒有正面寫過自己的愛情，但從她談寫作的文章，以及各個文集附錄裏別人的評論與采訪文章，我們大致可以串出琦君的愛情。
可以想見，從小目睹父親納妾給母親造成的痛苦，以及同時代其他女性的愛情婚姻悲劇，琦君對愛情是悲觀的。這，她已借小小說《兩代》女主角之口表達，“我實在不是由於生性孤僻，或是有過什麽刻骨銘心的失戀之痛。我只是感到茫茫人世，知音難遇，壹個人獨來獨往，無牽無掛的倒也好。”
抗戰中雙親相繼去世，又在動蕩的時局下遠赴臺灣，生活初定但精神空虛之際，在孫多慈和謝冰瑩的鼓勵下，琦君發表回憶手足之情的《金盒子》，從此壹發不可收拾。
早在1946年因工作需要來到臺灣，熱愛文學的李唐基先生，讀罷此文，感動不已。恰巧朋友給他介紹壹位潘希珍小姐，交談得知，她就是寫《金盒子》的琦君，大為傾慕。後來他寫信給琦君，附上杜甫的“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壹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姐弟戀就此拉開序幕。
1951年，他們組成“和而不同”的家庭。後來的婚姻生活裏，琦君熱情浪漫，充滿童心，處處依賴李唐基，還愛鬥嘴，反而更像個小孩子。李唐基壹直是她文章的第壹個讀者，喜歡用鉛筆在邊上圈圈杠杠。琦君第壹本小說散文合集《琴心》出版時，他們傾盡當時全部積蓄，印刷了五千本。李唐基每天下班後，背著書到重慶南路各書店推銷，索書者源源而至。大概幸福的婚姻都有相似，琦君的後輩詩人席慕蓉，其先生劉海北也是她作品的第壹個讀者。
琦君在臺灣司法界工作廿六年，壹度任刑庭記錄書記官，面對社會的醜惡面，愈加希望能以文字的力量，轉戾氣為祥和。她編寫的受刑人教化教材，頗有成效，故而萌生教學興趣，先後在幾所大學兼任教職，講授古典文學與現代散文創作。同時潛心寫作，甚得教學相長。
半生顛沛流離的生活讓琦君嘗盡憂患也更懂珍惜。秉持善良寬厚的本性，她為同來臺灣的姨娘養老送終，為顧念手足情深的妹妹，關於姨娘（妹妹的生母）的許多往事，都不忍提筆公諸於世。
小時候家人和家庭教師的潛移默化，大學恩師的悉心教導，婚姻生活的兩心相照，工作中前輩的寶貴箴言......不斷打磨琦君悲天憫人的佛心與詩心，自然而然滲入逐字逐句的文章中，造就了這壹個執筆溫柔，落筆深情的琦君。雖然有過抱憾與愴痛，但縱觀壹生，她是幸福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夏誌清先生曾說，“琦君的散文和李後主、李清照的詞屬於同壹傳統，但她的成就、她的境界都比二李高。我真為中國當代文學感到驕傲。我想，琦君有好多篇散文，是應該傳世的。”
如今斯人已遠去，留給後世的文字美好而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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