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王世貞說
明刻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歷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壹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此說20世紀30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年朱星重倡此說，並列舉出十條理由：（壹）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二）他能寫小說，並有小說傳世；（三）他有能力個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夠時間；（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官場大場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揚；（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九）他祖籍山東，又做官山東，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條件；（十）他知識面廣，能寫出《金瓶梅》這樣的百科全書。黃霖、徐朔方、趙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說重又混入諸說林立的迷茫之中。許建平《金學考論》、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再次舉起此說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許建平甚至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二、賈三近說
這是20世紀新時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壹說。倡論者為張遠芬。其《金瓶梅新證》提出十條證據：（壹）蘭陵是山東嶧縣，賈三近是嶧縣人；（二）他有資格被稱為“嘉靖間大名士”；（三）小說的成書年代與賈三近的生活時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閱歷足可創作《金瓶梅》；（五）小說中有大量嶧縣、北京、華北方言，賈三近分別在這些地區居住過；（六）小說中有幾篇高水平奏章，賈三近正精於此道；（七）小說中有些人物事件類似賈三近；（八）小說多有戲曲描寫，賈三近有此生活積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閑居，有創作的時間保證；（十）他寫過小說。
三、屠隆說
黃霖首倡。他發表了壹組八篇文章，提出七條依據：（壹）小說第56回的《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出自《開卷壹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說有不少浙江方言，與屠隆籍貫相合；（三）他祖籍武進，古稱蘭陵；（四）他潛心佛道，與小說主旨壹致；（五）他以“淫縱”罷官，堅持寫作“淫雅雜陣”，其情欲觀正是小說的思想傾向；（六）他具備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與文學素養；（七）他與劉承禧、王世貞關系密切，此兩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當為屠隆所贈。 為了證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從他的身世說起。屠隆是今寧波市倉水街屠園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寧波四大家族之壹，屠隆從小天資聰穎，被譽為神童。他14歲時就考中秀才，備受當時的大詩人沈明臣青睞，隨後名滿寧波。此後，他從15歲考到33歲，18年未考上舉人。34歲才勉強中舉並做了壹個小官。因政績明顯，不久後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隨後遇小人被摘掉烏紗帽，只好回到寧波老家以賣文為生。屠隆壹直活到萬歷三十三年，年64歲，最終死於花柳病，還被後世文人譏諷為中國第壹個死於性病的文人。“屠隆從寧波至京師，壹生遊歷四方，深知商業內幕和市井風情，又從京官淪為乞丐度日，對人生和人心有著透徹了解，因而才能寫出這樣壹部小說。” 此外，國內目前發現的最早萬歷年間的版本為戴松嶽的論點提供了實物佐證，也是最關鍵的論據，“萬歷年間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蘭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賢裏寫下這篇序言的。而這個明賢裏就是寧波城中的鑒橋頭乾溪裏，經查家譜，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孫屠本畯。屠家最先是從常州遷徙至現在的寧波，常州當時又被稱為蘭陵，屠隆號笑笑先生，所以蘭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四、李開先說
此說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的壹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壹句刪除。據說這壹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1982年6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說。徐朔方因為是“集體累積說”的創始人，所以他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徐朔方的根據是：（壹）李開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條件，如為山東人，歷任京官，創作有戲曲多種，其《詞謔》、《詩禪》表明他對市井文學的愛好和修養，乃“嘉靖八子”之壹，是名副其實的“嘉靖間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證明了其與李開先關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開先《寶劍記》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與《寶劍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處。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證》支持此說，並提出四點新見：（壹）李開先的院本集《壹笑散》，其命名詞意與感覺均與“笑笑生”相似；（二）李開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門慶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寶劍記》使替身（侍女錦兒）死去，而主要人物（林沖之妻）繼續發展故事，這種手法與《金瓶梅》同出壹轍；（四）西門慶形象不統壹，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後來蔔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壹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內證，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群等壹些資質，集此說為大成。[2]
五、徐渭說
最早透露這壹信息的是明袁中道《遊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壹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60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壹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應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通過《〈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壹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壹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壹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他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泄憤為誰冤》壹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壹生的全部不幸”。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