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農村的人們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飯，危機感很重，想要翻身的欲望比縣城裏的人或許要強壹些。農活很辛苦，每年雙搶時起早摸黑，那種拼勁城市裏的人估計吃不消的。那時政策剛開始實施農戶承包責任制，也不再反對搞副業，於是各類磚瓦燒窯開出來了，很多有想法肯幹的鄉親開始在農閑季節種磨菇，除了增加養豬雞鴨的數量，還養兔、羊賣兔羊毛增加收入，農副產品自已挑擔到鄉裏（後來叫鎮）集市去賣，房子自已設計自已造！改革初期壹派熱火朝天的景象。父母從小教導我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冬天不允許睡懶覺，衣服穿得越多越怕冷要多活動（幹活）才抗凍，奠定了我們能吃苦勤奮拼搏的基礎。當然對正處於學識階段的孩子來說，缺乏琴棋書畫的熏陶、文學歷史的基本常識，及長輩對我們精神上的關註了解，也因為窮不講究，被城鎮的人笑話穿著與土氣，有了不小的自卑感。
縣城的住校生活，感受最深的是，縣城裏的人分得很清楚，每個個體首先是獨立體，然後才是關系體，我們剛開始理解為‘看不起別人、冷淡、我行我素’，事實上是個體獨立的表現，也不是很在乎別人的評價，不象在農村喜歡比較也特別會東家長西家短，活在集體氛圍中，比較累。另外見識、文化水準縣裏的人牛得多，很多事情聞所未聞，從意識角度，倒是覺得小農意識不應該追加到農民頭上，反倒是縣城裏的人更接近壹些，循規蹈矩，自我滿足，優勢感相對強。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回到縣城，縣鎮合體了，浙江壹帶的個體經濟發展如火如荼，原有的局限性基本都突破，四線往下城市在中國現階段是最理想的生存之地，人口不多，交通順暢，信手拈來的人際渠道，生活做事都相對輕松，唯壹還未完全擺脫的可能是，對周邊壹二線城市盲目追崇及價值觀的從眾性。
杭州是我最喜歡的城市，從生活的感受角度，風景好、易交朋友，在江浙滬壹帶算不可多得。杭州人也排外，可能還算好的是，他們壹旦認可外地人，會迅速當作與本地人壹樣的朋友，上海人對外地人始終隔著壹層哪怕關系再好。從脾氣性格來說硬氣直爽。他們的推崇感更多來源於祖輩，原來的老宅離西湖是否很近（西湖邊住著的都是老底子的‘權貴’），祖父輩曾經謀事的經歷及圈子都會被他們津津樂道，這與城市有著幾千年歷史並且面積不大有關。年輕壹代生活追求品味，但與上海有點區別的是，更看重休閑娛樂吃喝而不是穿著打扮，事業心方面普遍不強。它做為浙江的省城，從80年代末開始，很多浙南有錢人的子女送來讀私立學校，繼爾留在這裏紮跟，城市的貧富差距不得不說越來越大，房價飆升很快。2000年開始馬雲等為杭州爭回了很多面子，不斷有外地人才湧入，形成了IT的權威圈子，這座城市終於擺脫了只適合生活旅遊的局限性。
上海人不受人待見，城市本身也是毀譽摻半，事實上，任何城市都有利有弊，我想說說它的特色。與國際接軌的最大特色是，上海有著全中國最正宗的外國餐廳，及分類清晰的各式酒吧，北京可能也沒法與它比。晚上沿延安路高架壹路向東，或踱步外攤、陸家嘴，燈光下的各幢高樓大廈美不勝收，城市設計感很強，道路設計及交通標識也很有遠見，規範性強，通車效率高。‘螺螄殼裏做道場’眼見很多鬧市區的餐飲、服裝及禮品店等，面積很局促，但布置討巧有著很高的視覺享受，不得不佩服上海人的聰明才幹及精致細膩。年輕壹代的上海人並不是外人想象的貪圖利益，最多算明哲保身，防範性強的習慣可能來源於歷史原因，自小住房壹直太過擁擠，壹旦有改善的機會就‘爭得頭破血流’，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沒有保障，又特別喜愛打扮支出不少，所以算計；上下班路線很長站得很累地鐵公交會搶位置（上班族平均路上的時間為二小時）。上海是座最有職業規範性的城市，馬雲說過消滅職業經理人，扶植創業經理人，這偏激了，做老板不是唯壹選擇，在上海的外企等大企業眾多，打工年入幾百萬的應該比做老板更輕松些，職業經理人的規範性來源於上海人的做事風格，條理清晰、計劃縝密、執行力很強，因為分得太清楚，界限明確，成熟的企業更適合他們發展，同時他們害怕承擔太大的風險，家庭的約束力也大，自已創業及願意扶植老板創業（創業經理人的大概定義）的並不太多。
城市可以是地獄，也可能成為天堂，隨著外地人不斷湧入人口迅速增長，本地人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心理上排斥外地人也可以理解。作為小地方出來的我們，是否有必要在這裏混，關鍵在於自已要什麽，怎麽做，相信自已的實力並想幹出壹番事業來的，上海及杭州等壹二線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但它同時帶去沈重的壓力及風險，可能努力過了還是什麽也成就不了。不想折騰，想要生活安逸的，不如留在老家，幸福指數或許更高。相比大城市的人，我們還是主動的，至少還能選擇在哪裏發展。
Michelle寫於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