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
胡適
諸位畢業同學：妳們現在要離開母校了，我沒有什麽禮物送給妳們，只好送妳們壹句話罷。
這壹句話是：“不要拋棄學問。”以前的功課也許有壹大部分是為了這張畢業文憑，不得已而做的。從今以後，妳們可以依自己的心願去自由研究了。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做壹種專門學問。少年是壹去不復返的，等到精力衰時，要做學問也來不及了。即為吃飯計，學問決不會辜負人的。吃飯而不求學問，三年五年之後，妳們都要被後進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時再想做點學問來補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說：“出去做事之後，生活問題急須解決，哪有工夫去讀書？即使要做學問，既沒有圖書館，又沒有實驗室，哪能做學問？”
我要對妳們說：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
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妳有了決心要研究壹個問題，自然會撙衣節食去買書，自然會想出法子來設置儀器。
至於時間，更不成問題。達爾文壹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壹點鐘的工作。妳們看他的成績！每天花壹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三十年讀十壹萬頁書。
諸位，十壹萬頁書可以使妳成壹個學者了。可是，每天看三種小報也得費妳壹點鐘的工夫；四圈麻將也得費妳壹點半鐘的光陰。看小報呢？還是打麻將呢？還是努力做壹個學者呢？全靠妳們自己的選擇！
易蔔生說：“妳的最大責任是把妳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妳自己。
再會了！妳們的母校眼睜睜地要看妳們十年之後成什麽器。
民國18年6月25日
怎樣才能不受人惑？
——給北大哲學系1931年畢業生的臨別贈言
胡適
壹個大學裏，哲學系應該是最不時髦的壹系，人數應該最少。但北大的哲學系向來有不少的學生，這是我常常詫異的事。我常常想，這許多學生，畢業之後，應該做些什麽事？能夠做些什麽事？
現在妳們都快畢業了。妳們自然也在想：“我們應該做些什麽？我們能夠做些什麽？”
依我的愚見，壹個哲學系的目的應該不是叫妳們死讀哲學書，也不是教妳們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學。禪宗有個和尚曾說：“達摩東來，只是要尋求壹個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這句話來說：“哲學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幾個不受人惑的人。”
妳們應該做些什麽？妳們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
妳們能做個不受人惑的人嗎？這個全憑自己的努力。如果妳們不敢十分自信，我這裏有壹件小小的法寶，送給妳們帶去做壹件防身的的工具。這件法寶只有四個字：“拿證據來！”
這裏還有壹只小小的錦囊，裝作這件小小法寶的用法：“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可以算作定論。”
必須自己能夠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別人不受人誘。
朋友們大家珍重！
(胡適時任北大人文學院院長)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胡適
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了壹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那篇文字裏我曾說，我要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贈送三個防身的藥方給那些大學畢業生：
學問的環境，若沒有壹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裏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壹點業余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壹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是由於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壹粒壹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裏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業余興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後，就有壹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妳錯了。我們畢業之後，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決，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余？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糊自己壹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妳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於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妳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妳應該想想：為什麽同樣壹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妳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為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妳沒有呢？還是因為別人學到了本事而妳沒學到呢？為什麽同叫做“大學”，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妳的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妳的學校本來不夠格呢？還是因為妳的母校的名譽被妳和妳的同學鬧得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妳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松，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盡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著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真辦理而確能給學生壹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著好的位置的。我知道壹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真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近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壹個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誌，讀了壹篇研究，引起了我的註意；後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壹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後來那個學生畢業後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壹點已失的信用。這壹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壹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裏，若沒有壹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著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裏，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壹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壹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壹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著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之下，原來只是壹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夠暫時混得壹支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究要被後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薦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真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夠如此，才是反省。能夠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壹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壹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壹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著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決沒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著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著工作，有工作機會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擡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已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三十年代北大校長蔣夢麟給即將畢業的北大同學的臨別贈言：
諸君離學校而去了。在社會上立身的困難，恐怕比在學校裏求學還要加甚。若非立誌奮鬥，則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惱，或轉為墮落的工具。這是諸君所當特別註意的。事業的成功，須經過長時間的辛苦艱難——成功的代價，走過了許多荊棘的路，方才能尋獲康莊大道。立誌是砍荊棘斧斤，奮鬥是勞力。萬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勞力，獲最大的成功。
蔣夢麟是蔡元培校長的早年學生，後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導師是杜威。歸國後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壹職，並常代為處理行政事務，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論：“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蔣夢麟還補充了壹句玩笑話：“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