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靜下心來整理相冊，不經意間看到了45年前我第壹次到上海的照片，記憶的閘門壹下子打開，數次前往大上海的經歷像放電影壹樣在我的腦海裏浮現。於是，抽空記錄下這些往事，以資紀念。
壹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溫州去上海的交通工具只有兩種，船與車。（從樂清出發也是如此，先要乘船沿著樂琯運河，到達琯頭，然後再轉乘江輪擺渡到溫州望江路碼頭）。溫州市區望江路安瀾亭碼頭是當時可停靠大船的深水碼頭之壹，等到漲潮的時候，大船才可以進港。兒時在柳市聽到那嘹亮的汽笛聲，“嗚——”，我知道大船要進港了，心裏便生出對大上海的無限向往。心想要是能坐船到上海玩，該是多麽愜意的事啊！
乘船去上海壹般要19至21個小時，遇風大時走在船廊或甲板上，像扭秧歌壹樣把持不住，大部分乘客會吐得壹塌糊塗。溫州到上海這條航線上的船，我孩童時人們叫它“民主18號”（初期），文革期間改為“工農兵18號”，後來船也大了、多了，叫“長自、長力、長更……”取“自力更生、繁榮昌盛”的寓意。壹連串的船名船號變化，打下了深深的時代烙印，也體現出時代變遷的深刻內涵。
乘車去上海要先到金華或杭州再轉車，公路基本為沙石鋪就。晴天，車經過時，壹路塵土飛揚，灰蒙蒙的壹大片；雨天，道路泥濘不堪，極為難行，人坐在車裏猶如坐過山車，顛簸得讓人難以承受。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溫州交通出現了“二包”現象，壹是玉環來溫的潘姓能人，承包了上海、溫州往來 旅遊 班線（友誼）豪華客車，我把這叫做“包地”；二是溫州機場建成後，溫州人王均瑤膽大“包天”——承包航空客運線路。當時車票船票都很緊張，每次買票都是大費周折，真正是壹票難求。這充分體現出人們那種敢闖天下，脫貧致富的強烈願望。
記得第壹次去上海是在我15歲時，受命前往上海幫父親進壹批做衣服用的的確涼布料（算是最流行的料子了）。那時候，上海是計劃經濟，什麽都憑票證，浙江的布票在上海通用，說是與上海的棉花由浙江供應有關。我從樂清七裏港碼頭乘上運煤的木帆船，歷時三天三夜72小時才能抵達黃浦江十六浦碼頭。高高的帆拉起來，船頂著浪花前進，風大浪高，船就搖晃得特別厲害，再加上船艙裏有很濃的海腥味，壹路上不少人暈船，還好我不暈船，同船的有兩位姑娘，說是搭船去上海置嫁妝，吐得壹塌糊塗。
這是我第壹次出遠門。
二
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人們被禁錮的思想得以逐漸開放，嘗試著接受新生事物。
上海有我兩位表伯和壹位表叔，聽父親說是舊上海時做木工手藝留下的，住在閘北。有壹位表伯五幾年支疆去了，在新疆石河子。23歲那年我第二次去上海，跟潮流帶著愛人去上海旅行結婚，開開眼界，置辦壹些嫁妝，順便探探親。我們連夜排隊，才買到兩張從溫州望江路碼頭到上海的散席五等艙船票（票價5.5元），那時候船名是“長自”號。
當時，人們外出要先到人民公社開介紹信和結婚證，才可以乘車乘船、住旅店等。結婚證上印有毛主席語錄，無照片，名字是寫的，經辦人竟將我愛人名字中的蕊字寫成“芯”字，變成了我的“芯花”，還好那時沒有身份證對照，有點出入也無妨。我們從鄉下帶了五斤菜籽油，當作禮物送給親戚。在上海公平碼頭上岸後，我們租了壹部叫“跳蚤”的三輪卡車，壹路“突突突”地轟鳴著去閘北訪親。上海親戚的住房很緊張，壹家七八個人全部擠在格子鋪裏，白天是吃飯間，晚上當睡間。對於我們的到來，表伯很開心，根據我們鄉下人的習俗，請我們在外面吃了碗皮很厚的大餛飩，就算當點心給我們接風洗塵吧。
帶著結婚證、介紹信，經辦人安排我們住進了漕河涇鎮招待所（也就是現在的徐匯區上海光大會展中心附近）。為省錢，我們乘3分錢壹站的電班車去外灘、南京路、中山公園、動物園等處遊覽。可能是因為太興奮的緣故，沒提防在車上被扒手偷去幾百元錢，讓人心痛不己。那時浦東還沒有開發，只是個小鎮，要前往浦東，要乘董家渡的班渡才能到達。“寧要浦西壹張床，不要浦東壹幢房”的浦西人怎麽也沒有想到後來浦東發生的巨大變化。
上海人早餐喜歡吃泡飯，自來水漂白粉味道很濃，夏天的石庫門弄堂裏最能體現當時上海人的精神面貌，演繹出萬家燈火，百態人生。記得我大伯住的***用廚房，每人控制自己壹只15瓦的燈泡，來開去關，不知是上海人精打細算（摳門、小氣），還是節約。外灘是青年人談情說愛的地方，有人說那時上海普遍人多住房緊，為躲避親人間的那種難為情，只好在外灘度夜晚歸。
陽春面是我最喜歡的，生煎配壹碗牛肉湯那時只能是想想，偶爾吃上壹頓三黃雞，那真是非常幸福的事了。上海名菜宮保雞丁、紅燒鯧魚、紅燒肉等，看壹看，就讓人忍不住垂涎三尺，至於熱油澆上去“滋滋滋……”直冒香味的油爆鱔絲，更是讓人直咽口水。上海人喜歡吃老酒，加飯、特加飯、光明啤酒等都是小地方很少見到的酒。最便宜的鮮啤要8分錢壹杯，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飽個眼福，心想哪天要是我也能吃上壹頓，那真的太享福了。
大前門、飛馬（飛馬牌香煙的馬前部有標記著“白蘭雲”秘標）、牡丹香煙憑票供應，南京路上的華僑商店的高檔商品要有“華僑券”，才能買到。這次上海之行我們最大的收獲是花270元買了壹臺9吋的“飛躍牌”黑白電視機。盡管看起來，屏幕上的人物像螞蟻壹樣，但我們心裏還是美滋滋的。
三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上海、溫州、廈門、汕頭、大連等14個沿海城市被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隨後，上海風起雲湧，進入大變革時代，計劃經濟“配給供應制”退出 歷史 舞臺， 社會 公***設施建設熱火朝天。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溫州農民洗腳上岸，轟轟烈烈地興辦起家庭工廠，十萬供銷大軍克服重重困難，從溫州走向全國各地，搜集市場信息，推銷推廣產品，帶動了溫州民營經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在改革開放時代大潮的帶動下，我加入到了十萬供銷大軍的行列之中。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我成為壹名遊商，推銷電器元件產品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東北去過哈爾濱，西南到過雲南的昆明。為了實現發家致富的夢想，我時常會經過上海這個大都市，但大多是路過沒停留，都成了上海十六鋪（溫州航線）、公平碼頭（大連航線），火車北站（全國各地）的常客。出差途中，能夜宿浴室床（註：浴室晚上下班後改成的臨時鋪位）、地下人防招待所就算是不錯的待遇了。
溫州民營經濟蓬勃發展與蘇南鄉鎮企業的崛起，理論界對這兩種現象的姓資、姓社的辯論壹直在持續中，坊間有“ 社會 主義紅樣板在蘇南，資本主義黑樣板在溫州”之說。市場經濟初期的溫州，出現過“八大王”事件。“八大王”中我認為對柳市電器產業發展貢獻最大的是目錄大王葉建華。他編印的電器產品目錄中還有個只有樂清人知道的秘密——每張產品圖片前都有個編號，產品後則是國家指導價格，這看似簡單的編排卻暗藏著“玄機”，前面的編號中的尾數代表著產品的成本價，比如如果編號是“000015”，那麽說明這個產品的單價是15塊，後面的國家指導價如果是30元，每賣壹只產品就可以賺15元。這樣，即使柳市不識字的農民在推銷電器的過程中也可以很快根據報價核算出自己這筆生意可以賺多少錢。聰明的柳市人化繁為簡，把原本復雜的產品規格、型號與對應的價格簡單標記在了壹起。十萬供銷大軍，硬是憑著“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闖”出了壹片新天地。
幾年之後，我到上海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舊貨市場開了個電器店，從遊商變成了坐商，當時我弟弟辦的樂清縣求精開關廠已經紅紅火火，我就主打賣求精廠的產品。我的電器店就掛靠在上海當地道街辦的殘疾人福利企業。那時，我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二女兒5歲時接來上海寄托在楊樹浦壹位楊姓朋友家，並在那裏上了幼兒園。
上海人喜歡吃大閘蟹，我為感謝朋友對我的幫助，特地從家鄉帶來20來斤的大閘蟹，結果把他們的腸胃吃壞了——我將家鄉的萍蟹當成樣子相似的大閘蟹了，結果引起上海朋友的腸胃不適，這真是陳奐生上城——鄉下人鬧出了不少笑話。
後來，我回到柳市創業，辦起了開關廠。1996年，我帶著開關廠加盟德力西，成為德力西眾多成員企業中的壹員，並親身經歷了德力西成長進步的壹個又壹個精彩瞬間。
回憶這段往事，我為身處這個偉大的時代而感到幸運，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