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生活在硝石湖畔，卻沒有登過鶯鶯塔、鸛雀樓，也沒有拜過普救寺、關帝廟，就連隔壁村仿制的被司馬光砸爛的那口破缸都沒見過。許是運城開放太晚，或是自己過於遲鈍的緣故，故鄉所有的底蘊和美麗，直到我離她遠行時，也還是懵懂模糊，不曾體會。
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進程，抹平了幾乎所有70後童年記憶裏的殘磚碎瓦。前年，高中同學聚會時，我回到年少時曾經生活和成長的地方，險些迷失了方向。追逐嬉戲的街道院落沒了，攀爬掏窩的歪脖老樹砍了，聽課踢球的教室操場推了，就連陪妳壹路走過學生時代的玩伴們，大多也都散落在浩瀚的城市之間，難得壹見。
珍藏的記憶正在遠去，留下的，唯有腦海裏偶爾閃現的碎片，和不多的，似曾相識的留念。
（壹）東街的童年
小的時候，父母在縣城落戶不久，居無定所，顛沛的很，經常搬來搬去地租房子住。最後壹次住的是“經租房”，就是由政府統壹管理轉租的私有房產，在縣城核心鐘樓靠近東街的地段，差不多待了兩三年。我最早的記憶就是從那裏開始的。
房子的主人是"楊大頭"，盡管七十年代，政府已經不再把收取的租金分紅給他，但他依然是那壹帶最富有的大戶。"楊大頭"成份不太好，地主家的少爺，每天騎個三輪車代步，給人修補鞋子，也有門面做些日雜營生，算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長在紅旗下的孩子個頭竄得快，七歲的時候，我已經和他壹般高了，倒不是我異於常人，而是他不怎麽長個，除了腦袋，就像《冰與火之歌》（美劇叫《權利遊戲》）中的"國王之手"——侏儒提裏昂。
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但無法選擇父母，以及娘胎裏攜帶的基因。盡管身體矮小，比例也不協調，但"大頭"腦容量大，聰明的很，很早就能與時俱進，走在市場的前列，很會做買賣。因為是經租房的緣故，又是小孩子，所以沒跟他有過來往，也不知道他真名，只記他很勤快，但脾氣大，特別愛發火，尤其是聽到別人叫他"大頭"的時候。
70年代的小孩子沒什麽好玩，也沒幼兒園或早教班可上。學齡前基本都是散養著的，大人們陪著的時候不多，玩什麽全憑妳自己的意願，只要不出亂子就好了。我打小是外來戶，受"本土"的小朋友排斥，很少能入夥，總是壹個人找點樂子，點個炮，揚些土，彈個玻璃球啥的。最驚險刺激的“遊戲”莫過於向門前駛過的吉普車投擲石子，然後躲起來，偷看大人們氣急敗壞的樣子。終於有壹次被逮了個結實，險些挨了揍，後來就不再冒失了。
上學前，曾經短暫地有過壹件正經的玩具，是我在隔壁大孩子的慫恿下，憑借在商場地板上壹個上午的撒潑打滾，換來的駁殼槍。傷心的是，當天下午就被我燒包地耍丟了，至今都沒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對於來之不易的玩具，我是那麽偏執的喜歡，大價錢的商店新貨，原本打算狠狠在小朋友們面前顯擺的。就在隔壁鄰居家喝了碗米湯，絕對的槍不離手，出門找其他孩子的路上，突然就發現兩只手都是空的……
那時候，每個家庭都不富裕，我再沒張嘴央求父母買過玩具。不挨揍已經是燒高香了，盡管當時還小，也還懂得臉面，不好再無恥地故伎重施。
除了國營貨架上的手槍，還有壹種不需要花錢的鏈條槍我也特別喜歡。七八個洋車的鏈扣並在壹起，下面壹排扣眼用鐵絲穿起來固定，做成槍的樣子，另壹排扣眼塞上輻條的螺帽做膛線，填上火柴頭，就可以在撞針的撞擊下打響，聲音類似炮仗，非常時髦。於是有很長壹段時間，我開始關註父親的自行車，只可惜他的"老爺車"是結婚時我大爺爺送的高級貨，永久牌，十分的結實，壹用就是二十多年，我初中都畢業了，鏈條也不曾報廢。
最接近成功的壹次是六歲的時候，父親下班途中，聽到廠子裏的高音喇叭播放哀樂，紮住車子去問究竟。結果，天塌了，毛主席與世長辭！震驚中的父親忘記了我還在後架坐著，於是，我和洋車瞬間悲痛地跌倒在地，恰到好處地烘托了舉國悲慟的氣氛。倒地的車子，後輪還在空轉，但鏈子不僅完好，甚至都沒脫離齒輪，而我的胳膊卻因此脫了臼。那時我就意識到，"永久"鏈扣是根本沒機會變成火柴槍了。
每壹個小孩子，父母都是牽掛的，調皮搗蛋的放在家裏太不安全，上班也不得不帶在身邊，只等適齡的時候再讓學校扮演托兒所的角色是最穩妥的。臘月出生的孩子，上學會比前半年生日的同齡人晚半年。1977年恢復高考趕上的是盛夏，為了同步升學，第二年，學校的招生和升級由原先的初春改為夏末，又延長了半年。因此快八歲的時候，整整在半年級自帶的小石板上畫了壹年半的拼音後，我才正式擁有了學籍，光榮地成為改革開放後入學的第壹批小學生。
這段時間裏，爸爸媽媽完成了壹件大事：在不遠的西街大隊批到了壹塊三分大小的宅基地，用自制土坯搭建了兩間小房子。聽說是大爺爺（也或許是姥爺）的戰友托了關系，送了幾包福同惠的點心就成事了。我的父母，全都出身於浴血沙場的革命家庭，根紅苗正，符合政策，加上批下的不過是早年間荒蕪的壹大片低窪桃園，算不得好地兒，因此沒打過多的麻煩。
四處租房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記起搬家的情形。那天有太陽，爸爸推著滿載被褥的"永久"自行車走在前面，專程從襄汾趕來的姨姨，拖著承載我和弟弟的四輪小車，媽媽拎著網兜斷後，壹次就完成了遷徙（家裏的東西實在沒幾件）。新家在運城的西門外，離東街的"經租房"不到二裏地，而我即將讀書的小學就緊挨著鐘樓下的東風商場。那個商場至今還在，只是早已破產，改做它用，但我對那裏的木地板和"駁殼槍"印象極深。
不幾年，"經租房"就因為阻擋新規劃的解放路給拆掉了，少爺"楊大頭"作為房東，應該有落實政策的補償。只可惜政府不讓他結婚，更不能有後，偌大的家產也恐怕只能由他同父異母的弟弟繼承了。 "大頭"的兄弟個子挺高，人也排場，過去在鐘樓國營修車鋪旁邊見過他修皮鞋，沒有禁育令的限制。
（二）反帝路上的接班人
鐘樓背後有壹條胡同，直通西門外的農村，原先本是店鋪壹條街，入口對接鐘樓最繁華商業區的兩層閣樓，是老運城的青樓。解放後，備受迫害的窯姐們經過教育，成為洗心革面的勞動者，象征自由貿易的私人店面也通通取締，改造成勞苦大眾的院落和底層人民的社會主義大院，刷滿了打倒牛鬼蛇神的標語，取名反帝路（後來改稱西街）。
改革開放後，極左的路線有了些放松，在閣樓反帝路壹側的斜對面，出現了五六家國家單位不方便經營的私人棺材鋪和壽衣店，也出售整套的花圈。每到中午時分，情緒沮喪的顧客總會聽到嘹亮而充滿朝氣的歌聲："我們是***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壹隊隊活潑可愛的少先隊員們，從花圈圍繞的校門裏魚貫而出，歡笑著掃去壓在他們心頭的陰霾。
這裏就是我的第壹所學校——反帝路小學（後更名為西街小學）
那時的小學，主要任務是看管住小朋友，其次是培養勞動意識，學習很大程度上是捎帶的。妳但凡認真壹些，就很容易成績突出，早早系上革命紅旗的壹角，成為先輩們未盡事業的傳承者。
時至今日，讀書學習的情景沒什麽深刻的印象，辛苦的課外活動倒是銘記於心。夏天的時候，學校會組織為期兩三天的田間"采摘"活動。那可不是現如今的閑暇娛樂，而是頂著烈日，蹲在剛割完的麥地裏撿漏，壹邊背誦著“鋤禾日當午”，壹邊收集散落的麥粒，接受革命再教育。要不就是除四害，假期裏布置逮老鼠的作業，每人定量倒是不多，滿五只算過關，開學要驗屍，沒有尾巴的不記數（因為有的學校只統計老鼠尾巴）。有壹年特別過分，輔導員讓捕禍害莊家的田鼠，促進革命生產！父親說，這哪是小學生能完成的作業，擺明了是在給家長們定任務。
作為班裏第壹批紅領巾，學校的作業是神聖的，我可以從父親單位的指標攤派中弄幾條耗子，卻沒有搞到田鼠的路子。
八十年代早期，城郊的住戶大多都養有柴雞，圈養的通常餵麩麩拌些爛菜葉子。不上學的日子裏，西門外的孩子們經常去大隊的荒地土坡挖馬齒菜，在那裏，我見過高年級的學長們逮田鼠的本事。他們了解鼠窩雙洞口的習性，就兵分兩路，壹路帶足了水從壹個洞口灌，壹路守住另外的洞口，活捉後關在籠子交學校的差。捕獵的過程很是危險，搞不好會被田鼠鋒利的牙齒咬穿手指，盡管敢抓的都是老手，但也難免會見血。當時就想，政府給孩子們布置這樣兇險的作業，還不如多養幾只貓頭鷹更方便壹些。
學校裏女老師居多，都有務農的經歷，講課時總喜歡捎帶壹些類似熬糖稀、曬果皮的小知識。為了更好的實踐，我還和鄰居跑到幾裏外西郊的糖廠蹲點，偷過送貨卡車上的甜菜疙瘩。生活在城鄉結合部，溜到某個大隊順個把瓜果蔬菜算不得事，偶爾也會被生擒活捉，壹般挨頓訓也就沒事了。運氣好的時候總還是占多數的。
整個小學期間，我唯壹記憶清晰的小學老師是陳老師，做了我們三四年的班主任。還有壹個系紅領巾的課外輔導員印象深刻，不記得姓啥，經常在課後出現在學生中間，組織各項課外活動，包括"六壹"兒童節的大型集體遊戲。她們親切耐心，很少打罵體罰孩子，對於課間的惡作劇也能包容，深受我們的敬重和愛戴。陳老師因為班裏的孩子欺負低年級同學發過幾次火，對幾個惡習不改，時常當眾拽掉別人褲衩看笑話的家夥有過體罰，也不過是請上講臺，訓斥幾句，示眾了壹堂課而已。
我壹貫老實聽話，表現積極，算是班裏的好孩子，正能量的榜樣。只有壹次被實力強悍的"惡霸"欺負急了，心生歹意，和前排同樣受過迫害的同學壹起，向他蹲坑的糞池扔過磚頭，結果數錯了方位，引發了另壹側幾個女生的尖叫和咒罵，如果不是有幾個慣犯恰好事發後也去了廁所，險些被輔導員列為懷疑對象。
當時的學生上下學是沒有家長接送的。為了保證安全，每個班都要求壹路列隊高歌《我們是***產主義接班人》回家，到家的才能出列，即便是剩下兩三個人，也不能壞了學校的規矩。什麽是"接班人"？當時的標準就是又紅又專的貧下中農，因此，當班主任讓大家逐壹談理想樹誌願的時候，壹個個不是當兵，幹工人，就是站櫃臺，做大官，要不就是子承父業，頂替父母的班。還好，沒有人願意到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去種地，否則就這幫接班人，別說***產主義，就連"四個現代化"的湯，恐怕也喝不到了。
我的理想樸素而接地氣，立誌長大了要在爸爸的蔬菜門市部做壹名光榮的賣菜人。可惜初中的時候，我接班的理想就破滅了。蔬菜門市部不知去向，消失的無影無蹤，不留痕跡。如今給孩子講爺爺的工作單位都得頗費壹些口水才能解釋明白。
（三）自給自足的生活
蔬菜門市部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肩負著城市非農人口的菜籃子，家喻戶曉。當時由於各種物資緊張，據說上百種生活必須品都采取定額配給，因此有許許多多的供應票。蔬菜門市部平時控制的是豆腐、雞蛋的配額，白菜、土豆之類的只有在過節的時候才限購。70後的人基本不大可能記得非主流的供應票，我也只對兩種廢除比較晚的有些印象。壹是布票，二是糧票。
七毛錢壹斤的肉票是聽說的，貧下中農吃不起肉，最多買些豬膘煉油，在炒菜的時候能多見點油花，連我母親都不記得它長啥樣。每人三兩的衛生油（棉籽油）要每月積攢，省著用，這樣春節的時候才可以炸些麻花、豆腐。三十晚上，和弟弟趴在炕沿，看油鍋裏炸丸子土豆而泛起的油沫，是壹年中最幸福的時刻。
布票存在的時間很久，但知道它的用途是因為上小學的時候，突然有那麽幾天，街頭巷尾的老女人們吵吵著是否在它作廢前，突擊扯幾塊布做兩件衣服。當時正值夏季，有壹種時髦透肉的新東西叫"的確涼"，市場上可以用布票折現換購，精打細算的小市民搞不清是不是個圈套，不敢輕易的壹次花完！至於糧票，恐怕是歷史最長的供應票了，它大約是由當地的糧食局根據需求發放，領取了就會從妳的購糧配額中扣除，相當於流動的購糧本。
每個月快開工資的時候，是人們最青黃不接的時候，斷頓的人家總會把買五六毛錢糧食的尷尬活交給娃娃們幹，大概是因為小孩子們不需要面子吧，這時候妳趁機提出截流幾個分分洋買米花蛋吃是不成問題的。糧票背地裏壹直可以當錢花，直接在商販那裏兌換東西。八十年代末就不壹樣了，買壹斤油條，加上二斤糧票，可以買到壹斤八兩，簡直就像是逮著了天大的便宜似的，因為那時候糧食已經不再緊缺。
糧票作廢時非常突然，家裏積攢的幾百斤供應糧都沒來得及變現，損失了壹大筆財富，畢竟和壹毛八壹斤的平價糧相比，市場議價的白面要高出壹倍的價錢。
父母兩手空空來到縣城，收入微薄，生活艱難。奶奶跟我們生活期間，口糧緊張過壹陣子，但從沒餓過肚子，父親總能從左近的農村搞到糧食。小學時，家裏肉不多吃，飯桌上的蔬菜卻不曾受過委屈。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大多數的家庭差不了多少，生活都很緊巴，比起那些班裏交不起學費的孩子，我算是比較不錯的了。西門外居住的主要是西街大隊的村民，在那壹片，我們屬於中上等收入的家庭。
作為山西唯壹的商品糧基地，運城人無疑是幸運的。成年人28斤糧食配給，六成是白面，全省獨壹無二。我從小就討厭棒子面，尤其是窩窩頭和水煮玉米餅，因為晉南糧油門市部的粗糧供應總是這壹種，什麽蕎面、蓧面、豆面的，壓根就沒見過。大米被當做粗糧壹直是件很奇怪的事，通常隔幾個月才能碰到壹次，十分搶手，去晚了就沒了，定量也很少。
農民手裏倒是不缺糧食，但幾乎沒有貨幣，壓在褥子下的錢，惜惶地得論毛計算。逢年過節的，沒有能拿出手的稀罕物，唯有拿自磨的胎面（精粉）蒸了雪白的大饅頭，中間點上個紅點，然後抓緊時間拜訪親友。胎面饃不放堿，要在饃皮裂口前送出去，否則顏值大打折扣，會被親友們認為太不講究。
相對於糧食蔬菜，瓜果梨桃等水果是不需要憑號購買的，最早在煙酒副食門市部兜售。市場放開之後，水果便成了農民同城裏人換錢的經濟作物，種的多了，也就變得不那麽值錢。時令季節，甜瓜三五分錢便能成堆的包圓。西瓜也時常泛濫，幾塊錢就是壹二百斤，堆在角落，放的油婁了，人們也不惜得吃。
改革開放全面鋪開以前，城鎮的氛圍其實很像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盡管頂層設計的本意是想通過更多的社會化分工來消滅這種現象。由於家庭收入長時間缺乏增長的預期，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在壹定的範圍裏實現自足。理發、修車、打煤糕、盤爐子、釘家具、裁衣服、制土坯、壘院墻等等，這些活西門外的居民們全是自己幹，簡單的生產資料在圈子裏相互借用，宛如壹個小型社會。別說下館子吃飯，就連“楊大頭”雜貨店壹分錢的雞爪，買的人都不多，五分錢的澡堂子就更少光顧了。男孩子懶惰，身上虱子多，經常上課的時候能眼睜睜看見從前排同學的領口爬出來。女孩子也好不到那，長發裏常常生出白色的蟣子。盡管這些只是少數，卻也是每個班都有，我就見過鄰居家把襯衣扔在開水盆裏，瞬間漂起滿滿壹層虱子的壯觀場面。壹個公***澡堂，不需要滿負荷就可以滿足整個城市的需求，足見當時消費摳唆的普遍狀態。
為了更好的自給需求，我家院子裏栽了多種果樹，有蘋果、核桃、杏和脆棗，搭了滿院子的葡萄架。也種過西紅柿、茄子、黃瓜等農作物，就連我三年級時出痄腮，敷貼在臉上的仙人掌都是自產的，還免費送給班裏其他患者不少。
（四）硝石湖邊的鹽水
晉南的鳳凰城原本與並州龍城遙相呼應，堪稱三晉名城。自楊貴妃東渡扶桑，李姓王朝便黯然失色，鳳凰谷鸞鳳因此出走，留下壹片千年沈寂的數十裏死水——硝石鹽湖，更名曰"鹽運之城"。從那時起，當地的飲用水壹直備受鹽湖的毒害，算來足有1200多年。
搬到西門外的第壹件事就是打井。西街城郊居民區地勢很低，吃水也淺，家家院子裏都有打井，用轆轤或壓桿取水。井水清涼苦澀，不能飲用，只能洗涮澆地。夏天時栓個籃子下去，貼近水面，可以儲存饅頭，適當起到冷藏的作用。當地人很少扯灰布做衣服，因為淘出來的衣服硬邦邦的，晾幹後鹽堿泛出，壹道白壹道灰的，穿起來不好看，酷似非洲的斑馬。洗頭就更加不舒服了，又黏又澀，像是滋了膠水的墩布，梳都梳不動，必須倒些堿面再涮壹遍才行。我從小就討厭理發洗頭，洗的時候，也總是用左近順來的洗衣粉，勉強舒適壹些。
七十年代末，喝的水要到巷口的"社會主義水房"去買，是論桶計量的，因此生男娃至關重要。水房由解放後從良的老窯姐看管，大概是見過大場面的緣故，對賣水的差事不怎麽上心，只要盛水的桶比甕小，能拎走就算壹桶，這給當時計劃生育的推廣造成了很大壓力。鄰居家只有仨女子，卻彪悍得很，每次買水都拖兩根五尺長的齊眉棍排隊，方便合作。那些企圖加塞的扁擔男為此心有余悸，老遠就躲著，兵器不趁手，秩序倒也井然。
燒開的自來水比井水好些，但也是鹹苦鹹苦的，喝起來齁得慌。老運城習慣用糖水或濃茶待客，大約就是為了壓味的緣故吧。行署管轄十三個縣，只要是滿口鑲金牙的，不用問，指定是運城縣人氏。為啥？地下水氟鹽含量太高，天天飲用，不露富也不行。
水房附近有壹家酒廠，半開放的，上學的時候可以從那裏抄三五十米的近路，路邊堆滿了酒糟。釀造的酒水本地人都不喝，牌子換了四五個，時間最長時叫"關公酒"，顯然關公也不怎麽庇佑，依然不怎麽賣得動，因而酒廠壹直靠賣醋維持。水質不行，怎麽能釀出好酒？運城可是連需要冷卻水降溫的電廠都設在永濟的。政府大員腦子不好使，不反思也就罷了，居然在我家西面又盲目擴建起壹個新廠，結果壹直荒廢著沒啟用，基本成了西街孩子們滾鐵圈、捉迷藏的樂園。
八十年代後期，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和民生工程的推進，引黃水流進了居民的水缸，鹹水壹舉蛻變成泥漿。沈澱壹個上午，泥土味就會清淡很多，漂白粉也不再顯眼，雖然談不上甘甜，但至少可以省些白糖和茶葉錢，比鹽湖水經濟了許多。每過壹半個月，清空缸底， 沖積平原肥沃的泥土還可以挖出來和煤糕，相比以前的沙土，黏性大幅增強，真可謂是壹水雙得。跨入新世紀後，聽說從夏縣引來了正經的四角水源，分區域限時供應。日益旺盛的需求和水源短缺的矛盾激烈交鋒，直接推動了當地不銹鋼自動補水箱產業的蓬勃發展，並逐漸行程氣候，不斷向周邊省份輻射。
運城自古就是國之鹽區，取之不盡的硝石湖催生了四通八達的鹽道，支撐著古城千年的繁榮。沒見過大海的時候，溜到南城外天地相連的湖邊，踩塊硝石，閉眼傾聽湖水湧來時"嘩嘩嘩"的聲音，很有遼東回師，東臨碣石的揚鞭感。
顆粒狀的食鹽就像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蘊含著生長肌肉的神秘力量，七十二斤的青龍偃月刀，不吃鹽是掄不起來的。於是，元明以後，官道上往來的鹽車越來越多，產"菠菜"的古鎮也越來越火，"鹽運之城"聲名遠播。鹽道司八成不懂文墨，楞是換了個俗氣的名字——"運城"，流傳下來。
現如今，池鹽已經不允許食用，取而代之的是更健康的海鹽。硝石湖取之不盡的硝鹽廣泛用於軍工、化工，部分變成了洗發水、洗衣粉系列。"國之死海"也聲名鵲起，吸引著千萬慕名而來的遊人。在肥皂粉誕生前，洗衣粉我只用"奇強"，它是我家門口的運城洗滌劑廠生產的，後來叫南風化工。孩童時翻墻偷過車間的"掃地粉"，少年時也曾經在那裏打過壹個星期的短工，還喝過七八年廠區裏免費的自來水，滴水之恩，算是個回報吧。
(五)名落孫山的成績
因為半年級讀了壹年半，拼音和算術基礎紮實，壹年級的時候，成績非常突出。第壹個期末險些得到雙百分，若不是語文出題超了範圍，搬出個沒見過的多音字（首都的"都"），早就將父母期待的"三好學生"獎狀收入囊中。雖然學習沒能如願地拔得頭籌，但紅領巾戴的還比較早，擠進了頭壹批，也算給父母了長臉。二年級佩戴帶過壹道杠，小隊長當了壹年就被撤職了，理由是全班同學壹致認為我行為驕傲，不能容忍。
當時的確是這樣，現在我還清晰地記得手插褲兜，昂首在教室裏來回踱步的情景。小隊長架子太大，看到誰搗蛋就立馬向老師匯報，對於差等生基本不予搭理，總是以班主任的親隨自詡。早讀的時候開始搗亂，笑話那些課前才惡補前壹天作業的懶蛋，大聲模仿壹個口吃同學磕磕絆絆的語氣，氣得兩個維持秩序的女隊長使勁地把我往教室外頭拽。隨著功課成績的每況日下，我逐漸被老師剔除出班幹部序列。然而，學生生涯的唯壹壹次雙百，卻在最不合時宜的節點出現了。
那次期末考試，家裏破天荒給買壹根麻花加兩個雞蛋（吉利數，100的意思），還許下壹門滿分就獎勵兩塊錢的承諾。我特別想回報父母的期待，偏偏那時候不爭氣，昔日風光早已不在。不得已，考試的時候，但凡不會做，或者吃不準的，就偷眼參考同桌的答案，幾乎抄了個遍。誰成想，奇跡就這麽誕生了，最後，偷窺者稀裏糊塗得了兩個壹百，而作為版權所有人的同桌居然壹個100都沒有。因為這，我至今對她的名字記憶猶新，盡管小學畢業後三十多就沒有再見過。
隨後幾年學了點啥，考得怎麽樣，實在是沒印象了，只記得小升初時，學校組織過視力體檢，兩眼都是1.2，升級考試在班裏排在十壹二名，沒有被重點初中錄取。
我們那時候的小學，在課程安排和教育方式上，和現在的小學差不多，唯壹不壹樣的是，每學期都會包場很多部電影。電影基本都是小銀幕的革命教育片。壹般只需要是五分錢（原價壹毛五），若是連續每周壹部的套票就是三分。當時最感興趣的大場面電影是寬銀幕的，最差也是遮幅式銀幕，票價要兩毛錢以上，學校壹般不包場。像《海囚》、《佐羅》、《追捕》之類的，我們想看又不舍得買票，還不好混進去，因為總是滿場，檢票員看管的緊，還經常半中間拿著手電筒查座。露天影院就好多了，多在是機關工廠用磚墻圍起來的空地上播放。自帶板凳的肯定是買了票的，趴在樹上的和蹲坐在地上的就可疑了。小孩子沒壹個花錢的，小個子的通常跟隨在大人的身後假裝子女混進去，我這種超高不好混的就需要冒壹些爬樹翻墻的風險，或者影片開始十幾分鐘，看管松懈了再溜進去。
有壹次在南街的大修廠看《從奴隸到將軍》，巷子裏壹同去的十幾個孩子被看門的兩個家夥盯死了，混不進去，玩過壹次調虎離山。就是兩個仗義的哥們，赤裸裸在看門的眼皮底下爬墻，以掩護大部隊趁亂溜進去。影片開演後，我們再悄悄繞到銀幕後邊，把後墻外爬上大樹的英雄接到墻頭，再疊羅漢地放下來。
小學畢業前，運城只有兩個電影院，半個月也就壹部片子循環放，電視就好多了。《鐵臂阿童木》，每周六兩集更新，都是孩子們找有電視的地方聚在壹起，邊看邊交流，還有《森林大地》，也特別受班裏的同學喜歡。但是，學校裏談論最多的還不是這些日本鬼子的動畫片，而是收音機裏劉蘭芳的《嶽飛傳》和孫敬修爺爺的《西遊記》，很多人上課都不安心，只等著中午放學趕快回家聽廣播。
五年的小學生涯（確切地說是六年半，還有壹年半的半年級），沒吃過啥苦，沒幹過重活，也沒學下啥東西。西街小學畢業後，我被莫名其妙的分進了另壹所"小學"，在那裏，又稀裏糊塗的混了三年，領到了壹張初中的畢業證。
離家東南500米的南街，有壹所當時全市最爛的初中，中考升學的百分率，常年不足兩位數，甚至有兩年推了光頭。教育局忍無可忍，幾年後停止了招生，把它降格為小學。這所學校就是我上初中的學校——南街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