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引 子
長江，古稱天塹，源遠流長，水深浪闊，是我國第壹大江。從古到今，在長江上沒有修建過壹座橋梁。
武漢，是由漢口、武昌、漢陽三個城市組合而成，當年有二百多萬人生活於此。由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為了生產、工作和生活上的必需，人們往返於三鎮之間的次數日益頻繁。
煙波浩瀚的長江，全長5591公裏，雖然灌溉著流域兩岸的遼闊地區，為廣大人民所利用，同時它卻橫斷了我國的南北交通，漢水又分割了武漢三鎮，貨物與旅客只能靠輪渡及木劃運輸，運量小，運費高，且輾轉費時，如遇有風暴濃霧，則封江停航，運輸即告中斷。民謠中有“九月九，莫打江邊走！”的說法。
據歷史記載，除太平軍曾於1852年和1853年先後在武漢三鎮搭過三座浮橋以外，五千公裏的長江上從來沒有壹座真正的橋梁。
回顧歷史，先後有北洋軍閥時代北京大學橋梁系德籍教授喬治·米勒帶領學生測量過橋址，1930年壹個叫華達爾的美國橋梁專家建議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籌建工作，他們派人在長江上鉆了幾個孔，之後也無聲無息了。1936年錢塘江橋梁工程處又著手進行籌建工作，為了招募資金，還曾擬定了過橋收費，分期還本付息的辦法，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紳權貴們的投資興趣，籌建工作不了了之。1946與1947年，長江大橋籌建工作又先後進行了兩次，同樣沒有任何結果。
“黃河水，長江橋，治不好，修不了。”長江兩岸人民吟唱的這首歌謠，恰當地表達了他們這種無奈的心情。這是新中國誕生前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壹部辛酸史。長江的水又闊又深，在工程技術沒有發達之前，修橋確實是壹件不可想象的事。
“聽取鑒定意見壹定要虛心”
解放後的新中國，在中國***產黨的領導下，我國政府高度重視交通運輸事業的發展，大規模開展了有計劃的運作。時任國務院第六辦公室主任兼交通部副部長，黨組書記的王首道在向周恩來總理匯報時講到：“為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搞綜合運輸體系，長途運輸要發揮鐵路優勢，短途運輸要發揮公路優勢，同時要發揮水運、航空運輸的優勢。”長年累月，他帶領六辦人員走遍祖國大江南北，同時關註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深入現場及時解決各種問題。
1950年，父親剛剛接手主持全國鐵路工作不久，就根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著手籌劃修建武漢長江大橋，並進行初步勘探調查，。1952年成立了大橋設計事務所，以梅暘春工程師為主成立了測量鉆探隊，取得第壹手資料。武漢長江大橋工程被看成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第壹個五年計劃的國家重點工程，得到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無論從人力、物力以及精神上，從沒有吝惜對這壹工程給以必要的援助。
地質部派出以優秀地質工程師谷德振為首的隊伍，在兩岸奮戰八個月，徹底查清了橋址地區的地質情況；重工業部、機械工業部為制造大橋橋梁配件，費盡心力，源源不斷制造出鑄鋼支座，整體鍛制的鉆頭，無私支援大型吊船和重要施工設備；外貿部及時進口工程急需的零部件；交通部、水利部、中國氣象局及分別所屬的長江航務管理局、長江水利委員會、中南氣象局，在各項工作中配合大橋施工，不分妳我，克服困難，無私支援；湖北省和武漢市各級黨委、政府全力支持與配合，想方設法解決征地、拆遷和移墳工作；人民解放軍駐漢部隊多次出動兵力，支援險江險段的防洪，參加建橋工程義務勞動；就連來我國工作的前蘇聯專家們的家屬，也積極的參與工地周邊綠化工作。不知有多少人的汗水灑在兩岸的工地上。
大橋的選址工作就經歷了許多挫折，先後***作了八個橋址線方案，專家們逐壹進行了縝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壹個***同特點：就是利用長江兩岸的山丘，以縮短引橋和路堤的長度。1953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中南局領導關於大橋勘測設計的匯報後，還饒有興趣的登上武昌黃鶴樓，視察了大橋橋址。
大橋選址方案經中央財經委員會批準確定後，鐵道部立即組織力量進行初步設計。時任鐵道部副部長的呂正操同誌回憶說：“長江，古稱‘天塹’，要在上面架設橋梁，中國沒有先例，世界上也無現成經驗可循。滕代遠曾先後六次到大橋工地察看，我，石誌仁曾先後三次召開‘武漢大橋會議’，邀請中國和（前）蘇聯專家討論大橋建設的設計和技術問題。”不過，那時在會上討論的問題主要是橋式問題，九孔還是六孔？伸臂梁還是連續梁？
1953年4月，鐵道部設立了武漢大橋局，彭敏任局長兼黨委第壹副書記，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汪菊潛任總工程師，梅暘春、李芬、朱世源為副總工程師。大橋局初建，急需技術骨幹，父親下了決心，將鐵道部機關僅有的三位壹級土木工程師派去兩位（汪與梅）。
1954年1月21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政務院203次會議，聽取父親關於籌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情況報告，討論通過了《關於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議》。政務院正式任命彭敏為武漢大橋工程局局長，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中***武漢市委書記王任重兼大橋工程局政委。會議同時批準了1958年底鐵路通車和1959年9月底公路通車的竣工期限。
政務院決議公布後，父親帶領鐵道部有關人員到武漢向中南局匯報，並主持召開與省委、市委的協調會，再次討論了建橋過程中的重大問題。會後，父親分別與王任重、彭敏二同誌談話，囑咐交待工作中壹些值得註意的問題。彭敏同誌回憶說：“從他（父親）那嚴肅認真，壹絲不茍的工作中，可以體察到他對大橋建設貫註了多少心血，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要求是嚴格的，鼓勵是親切的。即使人感到責任重大，兢兢業業，不敢怠乎；又感到毫無顧慮，心情舒暢，敢於放手工作。”
我們現在說的武漢長江大橋應該稱“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它不單是長江上修建壹座橋，而是壹個極為復雜的若幹工程與建築物的結合，按現在的說法該叫“系統工程”吧。整個工程包括壹座橫跨長江的鐵路、公路兩用橋；漢陽岸引橋和武昌岸引橋；還包括跨越漢水的長300米的鐵路橋壹座，長322米的公路橋壹座，以及跨越武漢三鎮市區總長480米的跨線橋十座，它還包括壹條長12.9公裏的鐵路聯絡線和壹條長4.5公裏的公路聯絡線，壹個新建的漢陽火車站。以上列的單子多復雜啊！正是這些項目有機結合而成為武漢的樞紐，使武漢成為壹個完整的鐵路網的中心。
在得到總理批準後，鐵道部派出代表團攜帶建橋全部圖紙、資料赴前蘇聯首都莫斯科，請他們幫助進行最後的鑒定。臨行前，父親對代表團負責人彭敏交待說：“文件請蘇方鑒定是為了慎重。長江大橋是我國第壹個大工程，絕不能出差錯。”接著，父親又囑咐道：“妳們出去也是壹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聽取鑒定意見壹定要虛心，有情況隨時向使館和國內報告。我已告訴使館，幫助聯系參觀他們壹些建橋工地，多學多看些東西充實自己。”彭敏同誌說：“這次談話就像囑咐壹個沒出過遠門的遊子那樣細致周詳。”
“壹要建成大橋，二要學會技術。”
前蘇聯政府對大橋設計文件的鑒定十分重視，指定了二十五位最優秀的橋梁專家組成鑒定委員會，由前蘇聯交通部副部長、時任橋梁工程總局局長的古拉梁夫同誌任主席。對我們的方案提出了五十三個問題，詳細對比，反復研究。
1953年8月7日，召開鑒定委員會第壹次會議之際，父親正在莫斯科率團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國際鐵路客貨聯運協定代表大會，也抽出時間到會聽取意見並講了話。最後，終於通過了這次鑒定，對我們的設計文件給予高度贊揚和評價。回國之後，父親又與鐵道部有關領導、專家壹起認真研究、修改、充實了九項意見，使得方案更趨完美。
鐵道部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要求聘請前蘇聯專家組來華支援，總理迅速予以批準。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謝爾蓋維奇·西林為首的前蘇聯專家陸續抵達大橋工程局並開始工作。西林是中國鐵路職工的老朋友，早在1948年戰火紛飛的年代，就曾來到我國東北，幫助修建第二松花江大橋，支援解放大軍入關。時任四野鐵道縱隊第三支隊長的彭敏同西林開始了首次合作。以後在修復隴海線洛河橋工程中再度合作。現在西林是第三次來到中國幫助我們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也是與彭敏的第三次合作。父親見到彭敏對他說：“西林是妳的老朋友，年輕有才華，相信妳們壹定能合作好。”彭敏說：“請滕部長放心。”“還要要求我們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專家配合好，虛心向蘇聯專家學習，壹要建成大橋，二要學會技術。”父親又補充了壹句。
曾在鐵道部分管過外事工作的副部長劉建章同誌說：“中國鐵路建設與前蘇聯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新中國建國初期和‘壹五’期間，中國鐵路得到了前蘇聯多方面的合作與支援。從1956年開始，中蘇關系開始出現裂痕，但實事求是地講，鐵路合作仍在正常進行。從新中國成立到1959年，中國鐵路***聘請蘇聯專家366人，其中顧問和技術援助專家354人，科技合作專家12人。他們為中國的鐵路建設付出了辛勤勞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55年2月3日，由父親親自主持召開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聘任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為主任委員，委員會作為大橋工程的技術咨詢機構。9月1日，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就在黨和政府極端重視與關懷下，在全國人民支援下，作為重點工程開工了。
“這個方法是由蘇聯年輕的橋梁專家創意的”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西林同誌見到彭敏的第壹次談話竟然如此出乎意料。西林開門見山的說：“在莫斯科開的鑒定會我是參加了的，設計文件我也研究過，我認為建造大橋基礎不宜采用‘氣壓沈箱法’施工。我有個新的想法，但是鑒定委員會裏都是我的前輩，老頭子是技術權威，我不好說話。”彭敏聽翻譯講完後，不禁倒吸壹口冷氣。西林繼續說：“這個新辦法在蘇聯也沒有用過，因為蘇聯沒有長江。現在，希望得到妳的支持。我們暫時先不說出去，只和妳壹個人談談。”隨後，西林用幾天時間詳細給彭敏講述了他的“管柱鉆孔法”的技術理論、施工方法以及優越性。
說到這裏，有必要占用篇幅簡單介紹壹下這兩種方法。
“氣壓沈箱法”是壹個使用了壹百多年的老辦法，具有壹套完整的理論，同時具備成熟的經驗、設備與操作規程。
當年法國的艾菲爾鐵塔就是用此方法奠基，國外許多著名的橋梁修建無壹不用此法。它能用工人直接在沈箱的工作室內挖掘箱內及腳下的土壤使沈箱下沈，它能在人眼睛直接看得到情況下處理基底。百多年來，在供氣設備上逐步改善，直到現在使用鼓風機供氣，並伴有壹系列空氣過濾設施。這些都是在無數次失敗後用人的生命換取的經驗。出土時，開始是使用人力，以後改為機械化，使用高壓水沖，用空氣吸泥機（或離心吸泥機）吸抽。要求沈箱工作室中必須有人值守，以便掌握機械，清理故障。而鑿平基底巖盤等工作則必須由人去操作。施工的危險性很大，需要熟練的技術和有經驗的沈箱工人。
放氣下沈是指在沈箱工作中，出土到壹定程度時，土壤的磨阻力已經很小，沈箱重量全憑箱內空氣浮力支撐的時候，把氣放掉，使得沈箱下沈到土壤磨阻力和箱體重量均衡時停止。然後，工人繼續出土、吸泥，如此反復直到沈箱抵達施工深度。
工人在深水中作業，承受氣壓和水壓變化，在長江這樣近40米深的江底，將近4個大氣壓的空氣裏，壹位工人每天只能工作33分鐘，而且極易出現氮麻醉現象。工人在高壓空氣中工作，身體內部壓力不斷變換，容易使血液中的高壓空氣變為氣泡，阻滯血液循環，會發生血液中毒現象。“沈箱病”在當時醫學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管柱鉆孔法”，這是由前蘇聯專家提出創議，由中蘇兩國橋梁工程技術人員***同研究、補充、完善的先進的橋墩基礎施工方法。實踐證明：它可以完全替代“氣壓沈箱法”。
這種方法是用鋼筋混凝土管柱，通過鋼圍籠在江中定位，借助震動打樁機及高壓射水的力量，使之逐步下沈通過沙層直至巖盤。然後在圍籠周圍插打鋼板樁形成圍堰，用大型沖擊式鉆機在管柱內鉆孔至規定深度，將巖孔內泥沙清除幹凈後，安置鋼筋骨架，在管柱內灌註水下混凝土直至填滿，再吸出圍堰內泥沙及鉆砟，使用水下混凝土進行封底。以後，抽幹圍堰中的水，綁紮鋼筋建築好基礎承臺後，向上開始壘建橋墩。由於此施工方法都是在水面上進行，它改善了工人的勞動條件，有效地保障了工人的健康。
為了把復雜的理論講的通俗壹點，我要說的是：前壹種方法的下沈速度是用每晝夜幾公寸計算，而後壹種方法（以後又改進為大直徑管柱鉆孔）的下沈速度則是用每分鐘若幹公寸計算的。僅憑這壹點，就能明顯看出兩種方法的區別了。
以上羅列的情況是後期實踐出來的成果，在當時沒有幹之前，誰也不敢打保票啊！
彭敏聽西林介紹之後，敏銳地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須發動群眾來討論。隨即組織了有雙方工程技術人員參加的會議，此會開的十分嚴肅，也很熱鬧。中方人員提出許多問題和疑點，但是抱有極大的興趣。與西林同來的幾位前蘇聯橋梁專家卻提出相反的意見，理由是：施工方案已經蘇聯國家鑒定委員會通過，沒有必要大改動；其次，這種新方法誰也沒幹過，試驗來不及。這位專家還講了壹個笑話，說：“壹個人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壹擡手就摸到了；但是現在，妳們卻要把手繞到脖子後面再去摸，還能摸到嗎？”只見西林站起來嚴肅地說：“同誌們，我們討論的是橋梁基礎的施工方法，不是摸耳朵！”
壹場爭論過去，暫時風平浪靜。彭敏心中仍然靜不下來，散會後他跑去征求汪菊潛和梅暘春的意見。他們告訴彭敏：“錢塘江大橋橋墩基礎是用的沈箱法施工的，可那是包給外商幹的，我們的人壹律不準下去。”“老彭啊，沈箱法危險性是挺大，但是也沒有什麽更好的方法。還是學習摸索壹下新辦法吧。”
父親在1968年撰寫的回憶錄中說：“大橋的基礎工程是采用最新的‘管柱鉆孔法’進行施工的。這個方法是由蘇聯年輕的橋梁專家創意的，經過我國政務院批準的，經過我國工人、橋梁技術人員***同研究，***同試驗，***同完成的。”
“只有成，沒有敗；只許成，不許敗！”
彭敏局長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帶上有關資料十萬火急趕到北京，直接向父親匯報。當時父親沒有給以答復，只是交待秘書安排彭敏休息。次日下午，父親在自己的辦公室召見彭敏同誌，明確表示支持西林的建議。彭敏回憶說：“滕部長認為，西林不是壹個輕率的人，有關他自己國家的聲譽，沒有十分把握是不會提出來的。此事我已經向總理報告過了。”時任鐵道部副部長的呂正操同誌也記得此事，他回憶說：“周總理仔細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還提出壹定要經過試驗才能施工的要求。”
1955年上半年，國務院批準對新方案“繼續進行試驗，並將新舊方案進行比較，也既是黨中央提倡的‘依靠群眾，壹切通過試驗’的方法。”
大橋局立即組織人員在岸上和江心進行了多種試驗，提出有些建築橋墩基礎的大型機械設備也要重新設計制造，包括鉆頭都需要有新的圖紙和樣式，還有鉆機、震動打樁機都需制造和改進。工人同誌們從漢水橋工地勝利完工後，嗷嗷叫的開赴長江大橋工地，開始熱情很高，但是看到缺少設備，困難重重，幹不出成績又十分著急。廣大幹部職工面對滾滾江水，不免產生壹些急躁和畏難情緒。在試驗進入最困難的時候，大橋局黨委曾向鐵道部黨組寫了壹份報告，其中有壹句寫到：試驗工作是成敗的關鍵。而幾天後收到鐵道部黨組的批復卻是：只有成，沒有敗；只許成，不許敗！這幾句批示給了大橋局黨委壹班人極大的震動，他們明白：前面只有壹條路，那就是創造性地實現新方法。壹系列的試驗工作在黨委堅強領導下，中蘇雙方技術人員團結壹致，以“只許成，不許敗”的幹勁，堅韌地克服壹切困難，終於達到預期效果。工人們又開始嗷嗷叫的投入到施工中去。彭敏同誌事後回憶說：“壹看批語的毛筆字，就知道是滕部長寫的。”前蘇聯專家西林當時知道後感慨萬分的說：“做這樣的事，神經需要堅強些。”
“沒有那麽多假如！”
風波到此並沒有停息的意思。國內發生的事情還是傳到了國外，前蘇聯政府也知道了。為了調查事情的原因，1955年底，前蘇聯政府派出以運輸工程部部長哥熱夫尼柯夫為首的代表團來華，主要是參觀長江大橋的施工，隨團還來了橋梁專家葛洛葛洛夫、金果連柯、沙格洛夫等壹大批工程界權威。西林知道後，內心也很緊張，強作笑臉對老朋友彭敏說：“我就準備接受審判吧。”
得知前蘇聯代表團要來，父親立即報告總理。父親回憶說：“總理指示：熱情接待好他們。”父親放下手裏工作，向幾位副部長通報情況後，陪同前蘇聯客人壹行抵達武漢。途中，父親讓彭敏給西林帶話說：“方案是中國政府批準采用的，妳不要緊張。”
長達十多天的“參觀”，實際上是審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他們看文件、圖紙資料，到現場看施工，聽取西林的“答辯”。這期間，彭敏感到事情很嚴重，惴惴不安，找到父親說：“假如結果是不同意這個方案，把西林撤回國去怎麽辦？”父親堅定地說：“還按西林的方案幹！”，“假如¨¨¨。”父親嚴厲批評道：“沒有那麽多假如！”。
壹場風波過去了，西林的方案經過嚴峻甚至苛刻的審查，終於被承認。12月，在鐵道部副部長武競天主持下召開的會議上，對此方案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會議紀錄還要經過兩國鐵道部（運輸工程部）部長簽字後批準。紀錄文件裏有句話抄錄如下：在所建長江大橋橋墩深基礎方面所使用的新方法，是先進的。它保證縮短工期和降低造價，並且比沈箱法基礎工程的勞動條件簡單，這種方法在修建橋梁和水工建築物工程上也應廣泛采用。
可以這樣認定：壹個世界橋梁工程史上嶄新的創造，出現在中國長江大橋工程之中了！
西林特意找到彭敏說：“請您正式向滕部長轉達：感謝他對我的信任。”不久，父親在北京鐵道部親切接見了西林，告知中國和蘇聯政府已經批準建橋技術文件。現在，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了。（西林回國後因此還榮獲列寧獎金，那是後話了。）彭敏同誌深有感觸地說：“如果不是這樣，那全部責任就會落到滕部長身上，後果不可想象。”據當時鐵道部工程局副總工程師陳誌堅同誌回憶說：“對於新方案，滕部長明察善斷，敢於開世界深水橋基施工之先河，並在中（我）國第壹座長江大橋上試驗成功，其膽識令人敬佩。”
隨後，父親利用到武漢檢查工作之際，又召集了大橋局幹部大會，鄭重提出“建成，學會”的號召。他指出：大橋建設好了，可以培養我國建橋的大批人才，訓練出更多的工人修橋隊伍。學習不僅是學技術，主要學習那種敢於拼搏的創新精神和無私無畏的優良品質。
“我看天下老鴉壹般黑！”
鄧小平同誌在1957年壹篇講話中指出：“我們這幾年搞得比較快，原因之壹就是有蘇聯的經驗，有蘇聯的幫助。當然不是說蘇聯在幫助我們的過程中，每壹件事情都是對的，沒有缺點。”
時任鐵道部材料局局長的廖詩權同誌講了這樣壹件事。修建武漢長江大橋時，需要125米長的大跨度鋼梁。專家組的西林說蘇聯國內有生產的，可以去訂貨。但是我們派人聯系時，蘇方卻提出要漲價，沒有痛快賣給我們。廖向父親建議：是否向第三國（如英、捷克等）訂貨，把風吹給蘇聯聽。父親聽後連說“有道理，有道理啊。”隨即找來副部長武競天同誌，請他立即約蘇聯使館商務參贊見面，把此事告訴他們，請蘇方考慮。這壹招果然奏效，沒出三天蘇聯方面主動上門告之，同意按原價格供應。
由此可見，父親辦事幹脆利落，不拖泥帶水，完全是軍隊的作風。
但也不是什麽事情都這樣。陳誌堅同誌回憶說：“在建設武漢長江大橋工程開始時，我分工與蘇聯專家保持聯系。在壹次全路領導幹部大會上，滕部長號召設計施工單位均應挖掘潛力，降低成本與造價。當時在主會場的壹位蘇聯專家通過翻譯告訴說：“在精打細算方面，專家們已經盡到最大努力，可以說沒有什麽潛力可挖了。”父親聽後嚴肅地回答：“我看天下老鴉壹般黑！”會場裏人們都楞住了，全場安靜極了。父親繼續批評說：“所謂沒有潛力可挖是不存在的。就看妳們的工作是否認真，態度是否端正。”散會後，蘇聯專家和中方技術人員連夜開會，經過認真查找，提出大橋橋基鋼板樁數量可以減少，這樣壹來可節約三十多萬元。父親知道後，立即讓辦公廳發文通報表揚。
“這個橋的質量至少保證壹百年”
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全國關心，舉世矚目。其中傾註了黨和國家領導同誌的關懷與支持，同時也凝聚著父親壹片心血，體現出他在困難條件下敢於支持革新創造的膽略與魄力。1956年2月18日和3月6日，父親先後向劉少奇和毛澤東同誌匯報了鐵路工作情況。毛澤東聽了匯報後指出：壹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成為壹長獨裁。他又詼諧地比喻：各種星球都圍繞太陽轉，如果離開了太陽，那就說不定這個星球和那個星球就要撞上。毛澤東告誡黨的高級幹部：真正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聯系，真正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這是我們的好處。
我們的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幾千年來的理想與希望，我們偉大民族產生出的巨大生命力，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得到充分的發揮。
父親在回憶裏寫到：“我認為武漢長江大橋又經濟，又堅固，又美觀，又迅速，又安全。這個橋的質量至少保證壹百年。”他對武漢長江大橋工程非常重視，多年跟隨他的秘書蔔占穩在日記裏寫到：“每年至少要去武漢兩次，有時出差繞道也要去壹下。他說，這座大橋修好了，可以培養我國建橋的大批人才，訓練出更多的工人修橋隊伍，總結出建橋的經驗。¨¨¨人員調誰給誰，他使用的最得力的幹部也同意調，如劉麟祥同誌。”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劉叔叔壹直跟在父親身邊，主要是俄文翻譯兼顧照相。他有壹半血統是俄羅斯的，長的也像外國人，人很聰明，精通業務，俄語非常棒，文字翻譯也是壹流的。開始是鐵道部翻譯處處長，後來曾任鐵道部科技局局長，基建總局局長，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以前他經常到家裏來玩，也給我們照過相。有壹段時間，我們看不到劉叔叔了。壹打聽才知道，武漢大橋施工進入攻堅階段，大橋局前蘇聯專家來了許多，翻譯不夠用。父親毅然決定把自己身邊工作多年的劉麟祥同誌調給大橋局，此事在鐵路內部引起很大反響。
1953年12月，父親帶領蘇聯專家去武漢視察正在施工的長江大橋前驅工程——漢水鐵路橋工地。據陪同前往的外事局翻譯處處長劉麟祥同誌回憶：壹到工地下車後，滕在前面走得很快，護橋部隊站崗的警衛戰士伸手將他攔住，讓他出示證件。他立即從上衣口袋取出《鐵路職工服務證》交給警衛戰士，戰士查驗後立正向他敬禮，滕當即表揚這名戰士認真負責。劉叔叔感嘆說：“當部長的壹直穿路服，口袋裏裝著證件的，實在不多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