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並非壹開始就是小農經濟。從戰國時期，直到漢代初期，中國的城市工商業相當發達。如果壹直沿著這個方向演變，中國未嘗不會出現類似古代希臘那樣的城邦文化。歷史的洪流在漢代轉了壹個大彎。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的研究，中國在漢代才出現了獨特的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壹生產模式的出現，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時期，人口總額至少翻了壹番，或許翻了兩番。在壹些核心地區，人口壓力逐漸凸顯。官府試圖減少農民的賦稅負擔，但仍然無法緩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遷移，尤其是遷至具有戰略意義的.北部邊疆。然而，開墾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終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四處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漢初年，就有像賈誼、晁錯這樣有遠見的大臣上書，要求朝廷采取措施發展農業。西漢初期的應對措施是重本輕末，認為農業是本，商業是末，壹方面提高農業的地位，另壹方面打擊商業。漢景帝時期就曾經打擊閭裏豪強，但最具殺傷力的還要算漢武帝時候的算緡令和告緡令。
算緡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壹種財產稅。算緡令公布之後，富豪皆爭匿財。於是，漢武帝又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告緡運動。所謂告緡，就是鼓勵群眾揭發隱瞞財產的商賈。壹旦被告發，這些商賈的財產就要被全部沒收。這場告緡運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從此之後，富人們不敢再投資於工商業，而是轉而購買土地，因為土地不屬於征稅對象。加之商業稅嚴苛、農業稅優惠，這更鼓勵商人們投資土地。這導致土地價格上揚，普通農戶無力購置大片田地，只能在壹小塊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緡令是壹個來自經濟系統之外的外部沖擊。經濟系統遇到外部沖擊自然會偏離原有的軌道，但逐漸會調整回去。若從根本上講，中國的小農經濟，很可能跟種植本土農作物需要的技術有關。為種植禾谷，中國農民在農活上付出的勞動和時間，超過了播種和收獲時所需的勞動和時間之和，種稻亦然。
中國從漢代開始出現了精耕細作、重商的小農經濟，這壹轉型肇始於政策的劇烈沖擊，但歸根到底，是在中國獨有的資源稟賦條件下做出的壹種最優選擇。壹旦走上了這條演進的道路，歷史就從此景色大異。兩千年壹彈指，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