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內涵復雜定義紛呈的概念。總的來說，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學科、整體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其中經濟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們的認可。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科技信息時代的到來，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壹些***同規則的訴求，都提出了這樣壹個問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從世界範圍來看，當前，文化全球化問題研究的路數主要有兩種，壹種是從過去只關註經濟因素轉變到經濟文化因素同時關註，例如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自己理論的修正；另壹種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來解釋全球化進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學的弗裏德曼就認為全球化體系的變化過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過程。[1]綜觀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主要有如下問題：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全球文化的構建以及文化全球化問題。
壹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對全球化與文化關系的把握。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理論在方法論上的重大變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進了研究領域，擴大了全球化理論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論的解釋效力。[2]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在《全球化與文化》壹書中明確提出：“全球化處於現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3]在他看來，全球化與文化之間是壹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湯姆林森認為把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傳播學領域引向文化領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實踐內涵。關於全球化，他提出要從日常生活體驗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親近感、獨特性。關於文化，他認為必須要從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實踐關系去闡明文化目的性，即什麽樣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滿了意義。他更為關註的是文化廣為人們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這壹理念來為自己的文化做註解。事實上，湯姆林森是從雜交化、傳媒親近感、世界主義等方面探討全球化與文化的聯結，提出全球化不僅是資本、勞動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動，它還帶來了我們文化體驗的轉型。這種文化體驗，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他集中探討了“非領土擴張化”概念,認為非領土擴張化是我們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狀況,它存在於日常體驗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諸多方面。“非領土擴張化”概念所要表達是，全球化從根本上使我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們的文化實踐、文化體驗和文化認同感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轉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滿活力的文化與領土定位之間的聯系；這對於民族文化而言，機遇與危險並存。所以，他呼籲全世界團結壹致。
美國文論家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也有自己的思考。關於全球化，他認為這是壹個傳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蓋與傳遞文化或經濟含義。但他又認為單將傳播作為全球化概念的焦點在本質上是不完整的。在他看來，當代傳播的發展再也不具有“啟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內涵。這壹傳播性概念既具有了壹個完整的文化層面，即被賦予了壹個更為恰當的文化層面的所指或意義，對於傳播網絡擴展的假設已被暗中改換成某種關於壹種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同時，又被暗中改換為壹種對於世界市場與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關系的看法。壹場特大範圍內的全球性勞動分工，以及充斥著商貿與金融內涵的新的電子商務路徑，即它的經濟方向。所以，詹姆遜認為作為與傳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關卻並不相稱的兩面，產生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觀點：如果只強調這種新傳播形式的文化內涵，那它將會逐漸表現出對差異與分化的壹種後現代的頌揚，瞬間會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處於彼此相容的關系中，形成了壹種廣瀚的文化多元主義，讓人很難抗拒；但如果傾向於對全球化經濟方面問題的思考，那麽它又會受到那些經濟準則和意義的影響，人們會發現這壹概念變得愈來愈暗淡晦澀。他認為，這裏占據顯著地位的是不斷加強的同壹性，而不是差異性。[4]可以看出，詹姆遜是以經濟文化的互動交織來定位傳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對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做出了“經濟文化式”分析。誠如他的發問：“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和經濟的關系是否有根本的改變？”[5]
二現實與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密切滲透，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由此，文化全球化問題日益提上日程。關於“文化全球化”的內涵，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壹個明確統壹的界定，學者們更多是從全球化研究的範圍及影響談到文化的全球化現象與可能。戴維·赫爾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變革》中指出，在關於文化全球化的性質和影響的當代爭論中，主要有極端主義者、懷疑論者和變革論者三種。在美國大眾文化或西方消費主義的支持下，各種超全球化論者描述或預測的世界是同質性的。但超全球化論者也受到懷疑論者的挑戰。懷疑論者認為，與民族文化相比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暫時性，而且，由於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閡，文化差異和文化沖突具有持續的重要性。持變革論的人認為，文化與人口的相互融合與交流將產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網絡。關於文化全球化的產生和發展，赫爾德等人認為，跨區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際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著深深的歷史根源。3000年前社會之間的文化互動已經非常復雜，但是形象與符號的劇烈運動以及思維模式與交流模式的廣泛傳播則是20世紀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獨有特征。由於當代電信、廣播和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交流在全球範圍覆蓋的區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歷史上都是空前的。[6]他具體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歷史形態。他們的這種分類基本上概括了當前對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態度。極端主義者和懷疑論者有壹點是壹致的，即思維的單線性，這顯然不符合復雜的多元化現實。其實，不論何種態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進行中。文化全球化既是現實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現實的。首先，隨著文化消費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消費文化以其通俗性與普及性極大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以消費為主要特征的現代社會，文化得到包裝並借助商品而傳播， 這是非常有效的傳播方式。其次，信息時代的到來，借助網絡這個工具，資訊傳播更加方便迅捷，整個世界猶如壹個小村莊， 壹個消息、壹條信息瞬時間就能傳遍整個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現實性。另外，文化不是空穴來風，它的存在與發展依賴於個人、組織、民族等實體，隨著這些實體在經濟全球化交往的不斷深入和廣泛進行， 文化負載著經濟，經濟傳播著文化，出現了全球範圍內的文化傳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實現。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從消費文化的層次上看，初看起來似乎是同質化過程，但實際上呈現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沒有任何文化會存在於不受時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從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角度來看，文化的生產和傳播環境最終總會遇見壹種已經存在的參照框架的影響與制約。後者涉及壹個更復雜的過程，簡單的同質化概念並不能正確地記錄這些問題和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性質以及他們產生出來的文化創造性。所以，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是必然的。但有壹個前提同樣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與文化多樣的前提——文化主體平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才有真正的多元與多樣。從文化全球化的實現路徑來看，國內學者王寧認為文化上的全球化進程有兩個方向：壹是隨著資本由中心地帶向邊緣地帶擴展，（殖民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會滲透到這些地區；二是（ 被殖民的）邊緣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抗爭和互動， 這樣便出現了邊緣文化滲入到主流文化之主體並消解主流文化霸權的現象。[7]可以看出，王寧是以資本輸出的路徑來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徑的。全球化意味著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它預示著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與滲透，但根本上這是壹個經濟的做法。經濟的逐漸演變成文化的，同時文化的也逐漸演變成經濟的。文化是重要的經濟產品，離開這壹點，經濟體系無法發展和擴張。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文化擔負著諸如公民權這樣的理念和運作，可充當民主政治的試驗場，顯然這是在設置文化與政治層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構建
隨著不同民族文化漸漸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與滲透日益廣泛、深入，這也漸漸向人們提出這樣壹個問題——全球文化的構建。對此，也有不同觀點。
第壹，壹元為主的“全球文化”。湯姆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壹書中公開質疑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國主義本沒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對它的不同解讀；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話語中的內涵，才能得出其實質。他認為壹些學者過於維護文化的差異性，否定其同質性，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發展的前提是多樣性與統壹性之間的平衡，而某種程度的同壹性則有利於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對話與溝通以及人類的和睦與進步。現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們的文化宿命。基於其自身的文化經驗背景，他否定同壹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應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殖民”的說法。
事實上，在全球有無壹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終有壹個繞不開的話題，即如何看待美國文化。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文化並不是唯壹能夠在全球擴張的文化，但同時也必須肯定美國在全球文化的許多方面仍然領世界風氣之先這壹事實。這不僅因為美國擁有制造並在全球傳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無與倫比的手段，而且還因為美國具有壹整套能夠使其成為全球文化傳播者的文化與歷史特質。這種狀況雖然並不意味著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質性的烙印，但也確實表明，在越來越多的地方，人們不得不把美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當成***存的現象看待。 美國流行文化具有約瑟夫·奈所謂的“軟權力”——勸說或合作的權力。實際上，湯姆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正是想在世界範圍內肯定和推廣美國文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的實質，明眼人壹眼便能揭穿。詹姆遜認為，主張同壹的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肯定了美國文化。他提醒人們談到文化全球化時民族主義問題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嚴不是唯壹面臨危險的東西，人們更應該警惕其中蘊含的另壹種傾向。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種族-民族）與流行或傳統文化的形式是壹致的，而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國的大眾文化模式（電視演出、服裝、音樂、電影等等）逐出並取而代之。對許多人而言（特別是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工作的人），美國文化已漸漸成為他們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他說：“美國的電視，音樂，電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壹切東西。”[8]對此，依附理論學派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美國今天仍處於稱霸的階段，但是這壹霸權地位卻因歐洲和日本的趕超而不斷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義構架來管理長期受危機打擊的體系，已經進入它的崩潰階段。近年來，後殖民主義和新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也與此直接相關，美籍印度學者薩義德（Edward W.Said）就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存的“全球文化”。在“全球文化”的構建中，大多數學者傾向於文化的多元***存。英國學者M.費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給壹專題雜誌寫的導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現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全球文化的相互聯系狀態的擴展也是全球化進程，它可以被理解為導致全球***同體即“文化持續互動和交流的地區”的出現。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文化的多元化。因此，在他看來，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義的特殊化。日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異質性和多樣性實際上已成為全球化理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美國學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認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壹個直接結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現象的出現，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擋住全球化的浪潮。這二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可伸縮和談判的張力，有時全球化占主導地位，有時本土化占主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文化領域中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文化上出現的全球化現象並非只是單壹的趨同性，它也可以帶來多元的發展。因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著自己的特性，若想掩蓋或者抹去這種特性，就只能導致世界文化的倒退。所以，他將全球化描繪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雙重過程”。另外，世界體系論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樣認為單壹世界文化的概念面臨強烈抵制，它必然會受到政治沙文主義和多種反主流文化的反對。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與其說是朝向文化同質化，毋寧說是走向文化分化與復雜化。全球文明論者玻爾馬特（H.V.Perlmutter）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壹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導，全球化就是為了要創造壹個世界文明，在這個世界文明中有壹種全球“融合”的動態形式。他把這種動態“融合”看做壹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方面的相互協調的過程。〔9〕
第三，文化的沖突與對話。談到“全球文化”的構建，必然要談及文明的沖突與對話。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並設計出壹幅未來多種文明沖突的景象，聲稱西方文明的最大對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他實際上是把現實政治中存在的壹些矛盾系統化和抽象化了。雖然在以後的著作中有所調整，但不難看出他在文明關系上的競爭論立場。同樣，不能忽視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自由民主作為壹種人類的理念已經很完美、無可匹敵，無論在什麽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統性，因此，歷史終結了，即歷史上的許多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已經形成了合理的制度與行為模式。可以看出，這種觀點本質上是壹種文化趨同論，即世界統壹於自由民主。其實，福山與亨廷頓的觀點有壹點是相同的，即兩者都在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慮——福山認為西方的文明已經取勝，體現出壹種優越感；而亨廷頓卻在為西方文明的主體地位憂慮和擔心。杜維明在為聯合國2001年《文明對話宣言》所寫的“全球化與多樣性”中談到，在21世紀，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經濟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論，文明沖突理論比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更具說服力，因為它承認文化的重要地位並希望妥善處理宗教差異。不過，杜維明明確反對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立足點是堅持跨文明對話，實現文化的多樣化，超越普遍主義和民族主義，以達於各文明間的真正和解，用來標誌這種和解的概念被稱做“全球***同體”或另外“地球村***同體”。〔10〕
另外，德國學者哈德爾拉·米勒也表現了壹種不同於亨廷頓的立場，並在《文明的***存》中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進行了批判。米勒認為，文化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更不是唯壹因素，對歷史的發展真正起重要影響的還是經濟與政治力量。在他看來，文化之間沖突與融合，主要不是取決於文化自身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態度，而是取決於經濟與政治的發展。他認為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既可能導致文化的沖突，也可能導致文化的融合。他呼籲人們要加強文化對話，促進文化融合。不過，對於文化對話與融合，他將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別是美國身上。他說：“在21世紀，人類將走向何方，文化的差異是成為劃分界限的原因，還是會演化為促進合作的原動力，這壹切取決於我們西方國家對待文化的態度。美國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理所當然應該承擔自己的責任”。〔11〕
結語
當今洶湧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壹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間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範圍，強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類整體意識；另壹方面也伴隨著文化、經濟與政治的互動引起傳統文化的危機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難以升華。可以看出，實際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須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兩條邏輯，其內涵和影響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看到這樣兩個事實：壹是全球化文化的發展不單單是壹個文化問題，而是壹個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織過程；二是美國文化在全球化文化發展中有著重要影響力，它的擴張造成了文化世界性與民族性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與發展過程中，民族狹隘主義與普世主義都有明顯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過平等對話來實現，而真正的平等不僅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壹種經濟與政治地位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