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末年，在連年災荒情況下，各地義軍紛紛起兵。劉秀也舉起了反莽義旗。他在平定河北過程中迅速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自立為帝，然後又經過長達十余年的征戰，武力統壹了全國。光武帝統壹全國後，采取“與民更始”的政策，田賦僅僅恢復到西漢時的三十分之壹，但對於貪官汙吏卻實行嚴刑峻法。他多次發布釋放奴婢和禁止殘害奴婢的命令，將國有荒地租借給流民耕種；勸農桑，興水利，輕賦稅。在政治上，全國裁並四百余縣，廢除都尉，壹面精兵簡政，壹面強化中央軍隊；進行官制改革，設刺史為州壹級地方官，他們可直接上奏皇帝。他善待功臣，有效地維護了政權的穩定。這些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穩固了自己的統治，也在當時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發展生產。貞觀之治
“貞測”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的年號。唐太宗在位23年，唐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貞觀之治”，表達了史學家對唐太宗政績和貞觀時期的肯定。
胸懷大度，善於用人，是唐太宗治理國家突出的特點。比如重用原來屬於太子李建成集團的魏征，就說明他以才幹和德行這兩條為根本標準不是虛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句魏征的名言成了唐太宗的座右銘。魏征去世後，唐朝的選官制度和考課制度，不僅重武，而且重文，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據政績考核，皇帝親自裁定。隋朝開始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得以延續和完善。唐太宗還精簡機構。使中央官員從2500人簡為640人，唐太宗主持制定《貞觀律》，賞罰分明，後來經長孫無忌等人為其作註而成《唐律疏議》，是中國封建社會著名的法典。唐太宗推行均田制，獎勵墾荒；頒行租庸調法，輕徭薄賦；勸課農桑，設置義倉，救災備荒；興修水利設施，疏浚河渠。這些政策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糧食連年豐收，糧價平穩，百姓安居樂業。唐朝的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和睦相處，這是他多方面采取民族融合政策的結果，比如任用少數民族人做官；準許少數民族內遷，定居長安；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贊幹布聯姻，留下和親的千古佳話。公元631年（貞觀五年）日本開始向唐朝派遣唐使，廣泛學習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日本在645年（貞觀十九年）所進行的大化改新，幾乎是全面地學習、模仿唐朝文化。亞洲、非洲許多國家的使臣、留學生和藝人、僧侶都來到長安。佛教、伊斯蘭教進入中國，而中國的瓷器、紙張、茶葉和絲綢運往波斯，再傳到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