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曾國藩的領導力
曾國藩的領導力核心，不是權謀，而是理念，是他踐行理念的“拙誠”的功夫。“拙”就是壹步壹步去做，“誠”就是實心實意地去做。知壹句便行壹句。
曾國藩對自己很有自知之明，他評價自己“生平短於才”、“自問僅壹愚人”。曾國藩在給家裏寫信時也說，“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他曾以讀書、做事為例，“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壹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曾國藩的作戰指揮也是如此，“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
曾國藩“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處。”他認為“天道忌巧”，他相信“惟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惟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成功，恰恰就是這個困勉拙誠的功夫，“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民國學者蕭壹山也說曾國藩“不尚機權，惟務質實”，這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核心，是他壹生得力之處。
曾國藩的領導力，並非完全沒有權謀的因素，做為壹個官員，他也必須跟現實妥協，必須內方外圓。但其大體，卻是以衛道為激勵之本，以純樸為用人之本，以推誠為馭將之本，以耐煩為治心之本，以包容為處世之本，以大局為決策之本，以勤實為治事之本，以力行為修身之本。而他的領導力的核心，則是“忠義血性”的理念，是“舍身衛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實有三層境界，第壹層境界是職業，做事是職業的要求，是當兵吃糧，這樣的人做事是不會真正投入的；第二層境界是事業，有了事業心人就會願意奉獻，就會願意付出，願意承受痛苦；第三層境界是信仰。信仰是無可妥協的，信仰是不講代價的，信仰能讓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會讓人為了信仰而燃燒自己。
曾國藩是做到了第二層和第三層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負、他的修養、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懷和他強烈的救世意識，以及他執著地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夠成就大業的關鍵因素。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領導力的深沈厚重。
02
精髓——“重”、“耐”、“渾”、“明”
穩當從容，可當大事。
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
今日所說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曾國藩語錄
“重”：居重才能馭輕
穿越歷史的時空，晚清名臣曾國藩，到底是怎樣的形象？
“行步極厚重，言語遲緩”，這是親歷者對曾國藩的畫像。壹名湘軍的大帥，壹位領導者，為何要這般厚重？穩重？
曾國藩的眾多領導力特質中，首先是“重”字，道出了壹個組織對領導者最基本、最關鍵的要求：“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輕則失根，躁則失君”。重，就是領導者不要浮躁冒失；重，就是領導者不要“視事太易”；重，就是領導者要壹言九鼎。
在快速變革的時代，過於強調重，難免會走向保守；但是快速變革的時代往往也是浮躁的時代，機會主義的時代。當整個組織都處於浮躁狀態的時候，領導者更應該靜下心來，思考決定組織命運的長遠和根本的因素。
“居重才能馭輕”，棄絕浮躁，堅守自己的道德、事業追求。
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哪有空閑的光陰。
第壹貴在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
觀古今來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蓋壹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勝人。若徑情壹往，則所向動成荊棘，何能有濟於事？
——曾國藩語錄
“耐”：做官第壹要義
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打敗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作為漢人知識分子已經位極人臣。然而，在他多年帶領湘軍征戰的過程中，與上司、同僚、下屬又有過多少沖突、不解？“耐勞忍氣”四個字，正是對他“打脫牙、和血吞”的最好詮釋。
曾國藩說：“做官以耐煩為第壹要義”。宮老師評點說：情緒化的反應壹定是壹種不成熟的表現。領導者成長和成熟的過程，就是耐的功夫不斷提升的過程。“耐”這個字，是值得用壹生去修煉的壹個基本功夫。
自家的優點，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育以養深。別人的缺點，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既為小人所忌，亦為君子所薄。
察見淵中魚者不祥。願閣下為璞玉之渾含，不為水晶之光明，則有以自全而亦不失己。
——曾國藩語錄
“渾”：藏鋒的智慧
曾國藩在給丁日昌的信中曾說，“閣下誌邁識正，不難力追古人。但願於眾醉獨醒之際，仍以‘渾’字出之；於效驗遲緩之時，更以‘耐’字貞之。”
所謂“渾”，藏著曾國藩對人間世事的壹份通透。宮玉振老師把曾國藩的領導力稱之為“中國式領導力”，因為他領導智慧的底蘊是中國文化——如，中國人愛玉，“願閣下為璞玉之渾含，不為水晶之光明（曾國藩致陳源兗）”；如中國人的書法，藏鋒的筆法卻更有力道。
領導者每天都要面對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人和事。渾就是大度，就是格局，就是包容。曾國藩說：“格局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領導者要有海納百川的大度。有天下的格局，才能用天下的人才，成就天下的事業。今天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在中國文化環境下如何去把握人心、人性。管理的核心就是人性。
處人、處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
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
——曾國藩語錄
“明”：做大事，先要借大勢
在曾國藩看來，壹個人想做大事，見識是第壹位的，才能是第二位的。
要想做大事，壹定要借大勢，借大勢才能成大事。
妳要想借個勢，妳首先要知道這個勢從哪來、到哪去，靠什麽呢？——識！識時務者為俊傑。了解大勢趨向以後，順勢而為，借勢而上，發揮妳的才能，把事做成。
曾國藩有寫日記的習慣，正是在寫日記的過程中，他時時在反省自己每天的思想和作為。
明有兩種，壹種叫高明，壹種叫精明。同壹個地方，只有登上高山的人才看得遙遠，只有登上城墻的人才覺得空曠，這就是高明；同壹件東西，憑空估計不如用秤稱的準確，用眼打量不如用尺量的準確，這就是精明。
我們給領導者的“好評”，往往用的詞是：高瞻遠矚、審時度勢。
作為壹個組織的領軍人物，給妳的組織能夠提供的最大價值究竟是什麽？看清大勢，看清大局，把資源果斷投進去。因為這是別人代替不了的，領導者壹定要高明。
但是光有高明還不行，我們這個世界上眼高手低的人太多，還要精明，精準計算。
高明是壹種戰略的眼光，精明是在戰術和執行層面精確，二者缺壹不可。
那麽，領導者如何才能“明”？
方法論是：通過復盤，不斷總結、學習。
因為復盤，曾國藩每次打完仗，都要點壹炷香，靜坐，反思；因為復盤，毛澤東在黃克誠眼裏做到了“不貳過”；因為復盤，柳傳誌在每次大的市場行動後，都與團隊壹起審視得失成敗。
“領導者要跟別人學，跟理論學，但最重要的還是總結自己的經驗，和團隊成員統壹打法，統壹價值觀”，再次借毛澤東在革命戰爭中的領導藝術，指出了“明”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