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寬容與和諧在近現代西方的重新確立，基督宗教的某些信念重新扮演了重要而積極的角色。例如宗教改革家路德主張良心上的自由，認為信仰是自由的、不能有任何的強迫。在神學上屬於加爾文派與浸信宗的羅傑·威廉斯(RogerWilliams)，在北美建立了壹個提倡、實施宗教寬容、和諧的聚居區，為當時壹些受宗教迫害的人提供避難所，由此成為日後美國宗教寬容與自由的濫筋。他寫的有關宗教寬容的論文啟迪洛克完成了他的《論宗教寬容》(1685)。在宗教改革時期，不少政治人物提出了類似的寬容主張。在啟蒙運動中，宗教與良心上的寬容與自由，被視為兩項權利，與其他天賦的權利壹樣。由此延伸出壹種世俗化的傾向，就是宗教寬容的理論基礎不再是神學上的理念，而是對人的自然權利的確認。相關的思想和價值觀，例如限制教權對個人思想和國家社會的控制，以至用對現世幸福的追求替代宗教對彼岸世界的渴望等等，這些觀點都有助於促進宗教寬容的建立和發展。可以說，在文化價值上，近現代社會的世俗化傾向，成為現代社會的宗教寬容和自由的助推器；在制度上，近現代西方宗教寬容所采取的形式，是以削弱宗教的宗派性質為特點的，是通過宗教多元化及政教分離得以實現的。正因如此，現代西方社會，表面上持守政教分離的原則，對不同的宗教采取中立的態度或立場。理論上，針對不同的宗教，作為壹個世俗政府，盡可能地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的態度，盡量避免偏向壹方。然而實踐上，在西方國家的公眾生活中，多數派(主流宗教)往往會試圖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後者制定政策，保障多數派的利益，這必然或多或少地侵害到少數派的權利。因此，在實際的執行上，當局往往需要更多地意識到少數派(弱勢宗教、小教團)的存在，並確保它們的合法權益，以免在少數派中產生不必要的反主流社會的情緒。著名宗教史學家史密斯(WilfredCantwellSmith，1916–2000)指出，從人類的整體歷史而言，宗教之間並非互相孤立而是有著相互的交流。例如，在佛教發展史上就不能不談及它與印度教的關系，更不能忽略它與中國本土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在基督宗教的發展歷史中不能不談其與猶太教及伊斯蘭教的互動。因此，宗教史應是有關全人類的宗教交流史，而不應將各宗教孤立起來。換言之，宗教交流早已是不容否定的歷史存在。歷史上，少數宗教信仰者在接觸無宗教信仰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時，往往隱藏著某種傳教的潛在動機，這種潛意識使之無法與他人進行深入坦誠的對話。然而，還有壹些例子是，即使是帶著傳教的動機，在經過實質上的接觸與對話後，參與對話者的態度會有所改變。在此，不得不提到壹個人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他便是因接觸到倡導近代中國佛教改革運動的楊文會(1837–1911)等人而看到中國佛教博大精深的西方傳教土。對佛教的準確把握，使他在繁忙的傳教工作與社會文化工作之余，努力翻譯壹些佛經，並撰寫論文向西方人闡釋佛教信仰，認為佛教就是“上帝的福音在亞洲的表達”。雖然他那種帶著基督教色彩的翻譯，並沒有得到佛教界或學術界的認同，但在他的影響下，不少西方人，尤其傳教士，開始重視對中國佛教的研究並逐步開展與佛教徒的對話。他們對中國佛教的研究與傳播，使很多西方人對佛教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可以說，這些傳教士在有意無意之中，促進了東西方宗教的對話與交流。英國神學界的聖經研究權威斯特理特(BurnettHillmanStreeter。1874–1937)，在與東亞佛教徒的交往中完成了他的著作––《佛陀與基督》壹書。在該書中，作者從佛教與基督宗教的角度，結合自然科學的觀點，探討了宇宙的意義與人生的目的等問題，探討了東西方宗教文化的異同。可見，宗教間的對話與交流有助於各宗教的完善與發展。其中的壹個問題是，宗教對話所預設的，應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在具體時空下的活生生的對話，而不是憑空對兩份文獻或兩套信理系統做抽象的比較。史密斯曾借用馬丁·布伯(MartinBuber，1878–1965)所講的“我–它”(I–it)和“我–您”(I–You)的兩種關系，來說明面對別人的宗教的幾種不同的態度。簡單地說，在“我–它”的關系中是把所要理解的對象視為壹件靜態物體來看待，而“我–您”的關系，卻是以對方為活生生的對話對象。應用在宗教研究領域，前者集中研究宗教的外在表現，例如古代的歷史、文獻與典章制度，後者則集中在活生生的信仰宗教者，尤其是人內在的信仰。史密斯進壹步提出，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宗教。首先，是“我”抽離地談論壹個非位格的“它”，這就像壹些宗教學者“客觀抽離”地研究別人的宗教的外在表現，這些研究對於研究者本人的宗教信仰來說，可以是毫無關系的。另壹種是“我們”談論“他們”的宗教，於此研究者本身非抽離之旁觀者，而是有了個人主觀的參與投入，但仍是以所研究的宗教為別人的宗教而已，別人的宗教只是壹個與我們對立的他者，卻不是對話的他者。第三種關系是“我們”跟“妳們”對話，對話雙方各自有清晰獨特的身份與立場。第四種情況是，“我們所有人”(weall)在彼此談論“我們”，包括我們所***同關心的問題，其中當然意味著某種宗教身份上的融合
就宗教對話而言，有些是關於信理或神學的，也有些是關於倫理和靈性上的。信理上的宗教對話，可讓不同宗教就信仰的基本問題進行交流，促進對雙方基本立場的了解。但有些時候這個層面的對話，往往因為難以在整體立場及具體細節上達成基本***識，只能成為各自的表述。在倫理上的對話，有些人嘗試尋求各大宗教***同擁有的倫理價值或倫理底線，例如漢斯·昆所倡導的普世倫理(GlobalEthic)。此外，也有人嘗試著通過宗教對話，互相分享個人的靈性體驗或宗教經驗，試圖使雙方更深入地體會對方的宗教世界，達到彼此溝通。宗教對話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對話，對話的內容可以是雙方都關註的話題，但卻不壹定局限在宗教領域之內。因為宗教信仰者所關註的，更多還是壹般社會大眾所關註的問題，如貧窮、人權、環保等。不同的宗教對生態問題皆有所關註，宗教間就生態問題的對話，除能引起社會更廣泛的關註外，也能使不同宗教的生態智慧貢獻給人類社會，有助於生態危機的化解。宗教對話能夠使各宗教間充分地溝通，達到和諧***處，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多元與和諧。(信息來源：摘自《中國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