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千年的文化積澱中，我們已經太熟悉將孔子和"仁"聯系起來，甚至劃上等號。可真實的孔子，又並非我們所認識的那個"仁"的化身。他有著自己的"小脾氣"，也壹直都在踐行著他所理解的"仁"與"義"。因而有時候，他和他的弟子們的壹些故事，與我們所以為的"孔子"和"仁義"有著些許的出入。
孔子和他的得意弟子們，之所以能夠常年周遊列國，宣傳其思想，增長其見識，很重要的壹個原因是他們找不到非常賞識並接納他們的君主。偶爾有那麽幾個對他們而言是"明君"的君主，也只是偶爾有的那麽幾個。能遇上這些君主的，能因此有個壹官半職的孔子的弟子，在同門裏都算個"幸運兒"。可追究起來，子路這個"幸運兒"好像又不太"幸運"。
被稱為"小《資治通鑒》"的唐代論著《反經》（又名《長短經》）就記載了這樣壹個故事：彼時子路正在魯國境內的邵地為官。而此時掌控著魯國朝政的季氏命百姓在五個月內開鑿出壹條運河。
工期如此緊張，參加建設的百姓們自然沒有什麽好日子可過。所以心地善良的子路慷慨地拿出自家的存糧，煮成粥分發給眾人。結果孔子得知了此事，非但沒有表揚子路的仁善，反倒派另壹名愛徒子貢去把子路煮粥的鍋掀了，還把爐竈和炊具砸了。
子路"壹臉懵逼"，氣呼呼地去質問孔子："夫子嫉由之為仁義乎？"也就是，您老人家這是嫉妒我有能力行仁義之舉嗎？結果孔子"臉不紅心不跳"地回答："夫禮，天下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是曰侵官。"
孔子這話的重點在最後壹句，"過其所愛，是曰侵官。"就像他老人家的名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所追求的"仁"是建立在壹定的禮制基礎上的。在他看來，政治的良好運行，首先就是要有明君引導，然後層層遞推。子路此時越過命令修築運河的君主季氏去慰問百姓，就犯了越俎代庖，不遵守最基本的禮制的問題。所以子路施粥的故事，得以孔子掀翻粥鍋為結局，不然孔子和子路等人就有"犯法"被追責的可能。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子路侵官"的這個故事，並非出自《論域》。《反經》的作者趙蕤"記下"這個故事，有他自己的原因。
從《反經》被稱作"小《資治通鑒》"，我們其實就能大體明白《反經》的行文方向。為了寫作這本實用的謀略論著，趙蕤在書中大量運用前代故事，將儒、道、兵、法、陰陽家等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和現實的軍事、政治等領域融合。所以"子路侵官"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其實是有待考證的。
而在《反經》中，這個故事又為何會有孔子派子貢掀鍋砸竈的結局呢？
趙蕤在《反經》的壹開篇這樣寫到："議曰：理國之要，以仁義賞罰，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為害。故著《反經》壹章以明之也。"也就是說，早在唐代，"仁"都已經是人們普遍認可的治國方略。但趙蕤認為如果施行仁義的方法不當，那麽反而有可能造成危害。所以他寫下了《反經》這壹章。
趙蕤引用了《論語》有載的壹句孔子的話："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也就是在踐行仁義的時候要註意不能逾矩，天子要普愛天下，諸侯愛封地內的子民。所以子路若是真的越過魯國國君去給百姓私下施惠，那確實可能會被孔子指責。
可之後趙蕤先寫到，有次子路救了壹個落水者，事後落水者的母親送給了子路壹頭牛，子路也欣然收下了。孔子在聽說這件事後，非但沒有批評子路，還大大方方地誇了他，覺得他收了別人的禮物也不算壞事。
趙蕤分析，孔子之所以有這樣的態度，壹是覺得子路沒有違背什麽禮法，二是覺得這能勸人向善，讓更多的魯國人願意向別人伸出援手。趙蕤舉這個例子便是想論證：為官者要在該廉潔的時候廉潔，不必為"廉潔"而廉潔，這樣才能引導更多人做清官、好官。
可到了下壹個例子，即"子路侵官"的例子，趙蕤想論證的就換成了施行仁義可能帶來壹些反作用，即立足於不當的出發點或用不當的方法施行仁義。
在趙蕤在寫到"子路侵官"的故事前，他還舉了董卓篡權的例子。在他看來，子路越級施行仁義，和董卓這個奸臣籠絡朝官，故意表演"禮賢下士"的行為是壹類的。
因而回歸趙蕤的本意，子路施粥反被孔子教育，是在《反經》中"板上釘釘"的"劇情"。而因為這恰好又符合孔子的政治理想，所以"子路侵官"的故事便得到了比《反經》更廣泛的流傳。若趙蕤知道這個"後續"，也不知他是該氣還是該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