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遊。1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壹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系徹底研究壹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壹條道路壹走走了半個多世紀，壹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壹的聽課者。壹個學期 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復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準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饑餓地獄中"掙紮，和德國老百姓壹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裏，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壹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系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壹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壹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壹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借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壹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人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註》、《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註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壹，2萬余頌，譯成漢語有9萬余行，季羨林經過1O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復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8）東方文化研究壹壹從8O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O余種、8OO余冊，預計15年完成；（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O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余萬字之多，鐘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註。
季羨林是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季羨林911年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並入臨清市）。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留學德國是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留學德國後，季羨林走上東方學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壹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系史，發表了壹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壹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壹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壹詞的音譯略稱。這裏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壹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壹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壹定要註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系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壹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壹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與此同時，季羨林兼治梵文文學，翻譯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迦梨陀娑的劇本《沙恭達羅》（1956）和《優哩婆濕》（1962），並撰寫有《印度文學在中國》、《印度寓言和童話的世界“旅行”》、《〈五卷書〉譯本序》、《關於〈優哩婆濕〉》和《〈十王子〉淺論》等論文。
季羨林隨著80年代進入古稀之年，但他學術生命仿佛進入了黃金時期。盡管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纏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緊壹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潛心研究，勤奮寫作。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壹。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壹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壹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壹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壹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獲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壹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