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第壹部《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集》包括《打火匣》，《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達的花兒》，於1835年春出版。1837年，在這個集子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個故事，編成童話集第1卷。第2卷於1842年完成，1847年又寫了壹部《沒有畫的畫冊》。
1840至1857年，安徒生訪問了挪威、瑞典、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小亞細亞和非洲，在旅途中寫了不少遊記，如：《壹個詩人的市場》(1842)、《瑞典風光》(1851)、《西班牙紀行》(1863)、《訪問葡萄牙》(1866)等。他在德、法等國會見了許多知名的作家和藝術家。1847年在英國結識了狄更斯。
安徒生寫過三部自傳：1832年寫的《小傳》(1926)、1847年在德國出版的《正傳》和後來寫的壹部《傳記》(1855)，他的小說和童話故事也大多帶有自傳的性質，如《即興詩人》、《奧·特》(1836)、《不過是個提琴手》(1837)、《兩位男爵夫人》(1848)、《活還是不活》(1857)、《幸運的貝兒》(1870)等。他在《柳樹下的夢》(1853)、《依蔔和小克麗斯玎》(1855)、《她是壹個廢物》(1853)等作品中，還寫了鞋匠、洗衣婦等勞動者的生活，反映了他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遭遇，同時也表現了丹麥的社會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性和人民性。
1843年，安徒生認識了瑞典女歌唱家燕妮·林德。真摯的情誼成了他創作中的鼓舞力量。但他在個人生活上不是稱心如意的。他沒有結過婚。他晚年最親密的朋友是亨裏克和梅爾徹。1875年8月4日，安徒生在哥本哈根梅爾徹的宅邸去世。這位童話大師壹生堅持不懈地進行創作，把他的天才和生命獻給“未來的壹代”，直到去世前三年，***寫了168篇童話和故事。他的作品被譯成80多種語言。
安徒生的童話故事體現了丹麥文學中的民主傳統和現實主義傾向。他的最好的童話膾炙人口，到今天還為世界上眾多的成年人和兒童所傳誦。有些童話如《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看門人的兒子》等，既真實地描繪了窮苦人的悲慘生活，又滲透著浪漫主義的情調和幻想。由於作者出身貧寒，對於社會上貧富不均、弱肉強食的現象感受極深，因此他壹方面以真摯的筆觸熱烈歌頌勞動人民，同情不幸的窮人，贊美他們的善良、純潔等高尚品質；另壹方面又憤怒地鞭撻了殘暴、貪婪、虛弱、愚蠢的反動統治階級和剝削者，揭露了教會僧侶的醜行和人們的種種陋習，不遺余力地批判了社會罪惡。《皇帝的新裝》辛辣地諷刺了皇帝的昏庸無能和朝臣們阿諛逢迎的醜態；《夜鶯》和《豌豆上的公主》嘲笑了貴族的無知和脆弱。有些故事如《白雪皇後》則表現了作者對人類理想的看法，即堅信“真善美終將取得勝利”的樂觀主義信念。他在最後壹部作品《園丁和主人》中，還著力塑造了壹個真正的愛國者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本人始終不渝的愛國主義精神。
安徒生的壹些童話故事，特別是晚期的某些作品，也顯示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他雖然把滿腔同情傾註在窮苦人身上，但因找不到擺脫不幸的道路，又以傷感的眼光看待世界，流露出消極情緒。他認為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可以引導人們走向“幸福”。他在作品中有時也進行道德說教，宣揚基督教的博愛思想，提倡容忍與和解的精神。
安徒生的童話同民間文學有著血緣關系，繼承並發揚了民間文學的樸素清新的格調。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數取材於民間故事，後期創作中也引用了很多民間歌謠和傳說。
在體裁和寫作手法上，安徒生的作品是多樣化的，有童話故事，也有短篇小說；有寓言，也有詩歌；既適合於兒童閱讀，也適合於成年人鑒賞。他創造的藝術形象，如：沒有穿衣服的皇帝、堅定的錫兵、拇指姑娘、醜小鴨、紅鞋等，已成為歐洲語言中的典故。
在語言風格上，安徒生是壹個有高度創造性的作家，在作品中大量運用丹麥下層人民的日常口語和民間故事的結構形式。語言生動、自然、流暢、優美、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
安徒生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紹到中國，《新青年》1919年1月號就刊載過周作人譯的《賣火柴的小女孩》的譯文。1942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林蘭、張近芬合譯的《旅伴》。此後，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開明書店陸續出版了安徒生童話的譯本、安徒生傳及其作品的評論。譯者有鄭振鐸、茅盾、趙景深、顧均正等。不過解放前的譯本都是從英語、日語或其他國家文字轉譯過來的。解放後，葉君健對安徒生原著進行了系統的研究，直接從丹麥文把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全部譯成中文。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5、1958、1978年多次出版了葉君健譯的《安徒生童話選集》.
漢斯·克裏斯蒂安·安徒生成長於兩個城鎮，兩種社會環境，兩個世界和兩個年代。因此，他在長大成人和成長為壹名作家的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內心充滿矛盾，有時甚至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他的社會地位的提升給他的許多童話、小說和戲劇提供了直接和間接的主題，在他尋求壹個在很多方面成為知名人士的全新身份的過程中，他的社會地位的提升成為他創作大量作品的源泉，但也給他帶來了永久且難以愈合的創傷。
兩個城鎮
對他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兩個城市是他的家鄉奧登塞以及哥本哈根，他在哥本哈根居住和工作，度過了成年以後的大部分時間。
作為壹個生活在雖小卻自足的省會城市奧登塞的貧苦男孩，安徒生在他生命的頭14年接受了後來對其文學創作起決定作用的印象和經驗。在他年輕時的自傳Levnedsbogen （直至1926年才出版）裏面，安徒生強調指出奧登塞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壹些在哥本哈根不為人知的流行的舊風俗和迷信，使他有豐富多彩的想象力。然而，更具有決定性的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惱人的社會經歷以及他想要擺脫貧窮、結束他與生俱來的社會地位的急迫心情，同時他也急切地意識到他的潛力在那個時代只有壹個出路——藝術世界，這種急切性在他的整個童年時期是最有影響力的。
此外，奧登塞救濟院裏同住在壹間病房的老婦人給他講述了壹些民間傳說，後來證明這些傳說成為他改編老故事和自己創作童話的肇源。在這方面，安徒生同樣也處在兩個世界之間：口頭流傳的敘事傳統以及以書籍文化代表、能夠充分體現作者作用的現代世界。
壹個決定了漢斯·克裏斯蒂安·安徒生的生活方向以及他1819年前往哥本哈根這個非凡舉動——那之後他的社會地位和文學成就都有所提升——的因素，是如下的壹個事實，即作為首都之外唯壹的壹個城市，奧登塞擁有壹座劇院。除了他在早年就沈迷於文學作品而遠離現實世界之外（他的父親漢斯·安徒生，壹個鞋匠，有許多藏書，其中包括聖經、Holberg的喜劇以及《天方夜譚》），他還與劇院（包括從哥本哈根的皇家劇院前來的旅行演員）保持著聯系，這使得安徒生的夢想和渴望獲得了知識和方向。1819年9月4日，他在14歲時離家，那時距離他的堅信禮過後僅幾個月，他前往哥本哈根的劇院尋找自己的未來。盡管這次冒險不是很成功，卻使得安徒生的余生都與劇院緊密地聯系在壹起，他成為壹個創作了大量戲劇的作者和外國戲劇的翻譯和改編者。戲劇成就了他的壹生，因此真的可以說，如果他誕生在丹麥其他任何壹個省會城市，他的事業將不會和後來壹樣。
安徒生在哥本哈根停留的頭幾年中（1819-22），他拼命努力期望在劇院中獲得壹個鞏固的位置，擔當壹名芭蕾舞演員、演員或者歌手。最終，當這些嘗試都失敗之後，他嘗試成為壹名劇作家，這也是白費工夫，但結果壹位劇院院長決定送他去上學，那樣他有可能被培養成材，而因此這段經歷就像在奧登賽度過的日子那樣，對他後來的生活和工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哥本哈根，他被兩個家庭所接納——柯林壹家以及烏爾夫壹家，他們成為他在精神上的親人。在這裏，他還開始了解首都的中產階級上流社會以及社會最底層的無產階級。他開始了解為了生存而奮鬥和作為壹個依賴別人的善舉來過活的懇求者的痛苦。
在離開奧登塞並且決定從事藝術工作之後，安徒生只能有壹個選擇：起床並且繼續。然而，就是在這個時期，他體味了離開壹個世界卻還沒有被另壹個更高層次的世界接納的痛苦和屈辱，這種經歷在他的童話《美人魚》（1837）、小說《O.T.》的主人翁和戲劇《黑白混血兒》中有所體現。
然而，在度過了Slagelse和Elsinore的求學的日子之後，哥本哈根在他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裏，安徒生這個無產者獲得了與正處於鼎盛時期的中產階級圈子有關的文化和教育，這段鼎盛時期包括了君主專政制的最後幾年，而安徒生，壹個敏感且感情脆弱的人，學會了使用輕松、反諷式的哥本哈根妙語，尤其是他從柯林壹家學到的那種頂厲害的方式，這種方式他也從劇作家們的主流圈子以及批評家Johan Ludvig Heiberg那裏領教過。可以說，安徒生全部的童話作品就好像是懸浮在以下這些兩極之間：感情和智慧、敏感和諷刺、自然和文化，他的作品充滿張力，最早是在他的《tour de force》中表現出來，tour de force是1828至1829年從Holmens運河到Amager的最東部的徒步旅行，這是他的第壹部著作，出版於1829年
丹麥和歐洲
作為從奧登塞至哥本哈根的旅行或者人生飛躍的持續，安徒生壹生都是在丹麥和歐洲其他地區之間穿梭，特別是德國，更是成為了他的第二故鄉。同時，他的旅行也給他在國際上帶來了文學聲譽。安徒生在歐洲的其他地方也感受到了回家的感覺，尤其是意大利給他留下了對於自然、世俗生活和藝術的深刻印象。安徒生對丹麥的感覺是矛盾的，他離不開這個國家，但有時他會因為它的卑瑣小氣而感覺徹底的厭惡。他是後來才被認識到的 Jantelov的第壹個聲名卓著的受害者，在安徒生文學生涯的後期，瑟倫·克爾凱郭爾緊隨其成為另壹名受害者。但是與克爾凱郭爾這個從來沒有旅行到比柏林更遠的地方的人相比，安徒生成為他那個時代旅行最遠的丹麥作家。他壹***進行了29次國外旅行，並且他壹生中壹***有超過9年時間是在丹麥以外的地方度過。
兩個時代
隨著他從社會底層到頂層的上升，安徒生逐漸成為位於丹麥和外國的莊園豪宅以及丹麥和外國國王及王子的府邸的常客。因此安徒生的生活成為社會階層流動性的範例，這的確只有在1849年簽署憲章之後產生的中產階級民主政治中才會出現。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牢牢地植根於君主專政制末期的文化之中，但作為壹個社會政治的外行，他不得不學習那個時期的文化中所具有的思想，這導致了他的思想觀念比大多數同時代的作家更為現代和進步。對於舊時代的浪漫崇拜，類似於"榮耀的頂點，我們曾從那裏摔落，但現在再次找到"（Adam Oehlenschl?ger）這樣的觀點，他都有拒絕的理由，轉而把他的全部希望放在未來發展上。貫穿他的作品《oeuvre》中，安徒生相信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提高人性和促進教化（見他的遊記《浪漫地區哈茲山漫遊記》， Saxon Switzerland, &c. (寫於1831年)，以及他的故事《教父的畫冊》（寫於1868年）），正如他懷著崇拜的心情，狂熱的學習如何在旅遊（參見他在遊記A《Poet's Bazaar》（寫於1853年）的齊名章節中對鐵路的贊頌）、通信（電報，他認為它將使世界轉變成"單壹的精神狀態"，正如我們今天認為互聯網會做的壹樣）、工業（參見他的文章《Silkeborg》）方式的革命中受益。這篇文章，就像《冰姑娘》（寫於1862年）和《森林女神》（寫於1868年），顯示出他有時候會悲觀地看待發展。特別由於他在作品中隨處表達出的這種觀點，出於對"天性"的價值的重視，他似乎成為"天性"的代言人，尤其表現在他對於藝術和文學的理解上（參見例如《夜鶯》（1843）和《鐘聲》（1845）這樣的故事。）。
從文學、思想和政治的觀點來看，安徒生跨越了兩種文化、兩個時代、兩個社會系統以及兩個文學時期（浪漫主義時期和現實主義初期）。
宗教信仰
他的宗教情感，這壹見諸所有著作的底蘊，從基督教的壹種非教條的分類發展而來，是壹種發自心靈的信仰和緊密聯系於人類本性和我們生存的物質世界的壹種感情，這是我們尊崇上帝的起點（參見《美人魚》（1837年）和《老橡樹的最後壹夢》（1858年））。安徒生對於宗教信仰的認識絕對不是幼稚或者天真的（盡管他經常遭受這樣的指責）。他的態度體現在壹些著作的章節中，例如，他的遊記《瑞典畫像》（1851）中"信仰與科學，由自然得到靈感的布道"壹節。這部著作在"詩意的加利福尼亞"的章節中還表達了他對於自然與詩歌合而為壹的信仰，這個信仰是來自於他的朋友H.C. Orsted。類似的陳述還可以在宗教解說類小說《To Be, or Not to Be?》（1857）以及遊記《在西班牙》（丹麥語，1863）的"科多巴"章節中看到。然而，安徒生的信仰並非沒有受到過挑戰。他的日記、故事和小說中遍布大量關於痛苦、懷疑論、有關存在的焦慮和空虛的表述，例如小說《僅僅是壹個拉提琴的人》（丹麥語，1847年）、《樅數》（丹麥語，1844年）、《牙痛姑媽》（丹麥語，1872年）、《風所講的關於瓦爾德瑪·多伊和他的女兒們的事》（丹麥語，1859年）以及詩歌《Psalme》（意為"贊美詩"，丹麥語，1864年），《Psalme》現在已經被收入丹麥贊美詩集。
名聲
安徒生的文學作品從19世紀30年代中期以來聲名鵲起，那時候他的小說在德國有著非常大的發行量。然而從1839年起，他卻是憑借著童話故事在那個國家創造了異乎尋常的聲譽。我們把19世紀40年代中期視為童話和小說在英格蘭和美國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
榮譽市民
在青年時期以後，安徒生僅僅偶爾返回他的家鄉奧登塞城。然而，1867年他被授予國家議員的頭銜，奧登塞希望能夠以某種方式來祝賀這座城市偉大的兒子，遂於當年十二月授予他該城榮譽市民的稱號。這個活動以編寫安徒生自傳《我的故事》（最早編輯於1855年，續編由1869年始）的編年史續編部分而結束。
工會
安徒生的以下事跡具有重要意義，並且對於我們描繪安徒生的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他是第壹個打破堅冰，接受邀請為1860年新成立的工會朗讀他自己的童話的丹麥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後20至25年裏，他依次為以下協會作過朗誦：學生聯合會，工會，皇室，女裁縫，以及貴族。在工會，他遇到了壹群熱情洋溢的聽眾，常常同時有500到1000人聆聽他的朗誦，而他給他們朗誦過大約20次。由於這個原因，工會再三地稱頌他，並且在哥本哈根大教堂舉行的安徒生的葬禮上，與學生聯合會的成員壹道組織了壹隊榮譽警衛。
長眠之地
安徒生被安葬在哥本哈根的Assistens Kirkegard，這塊墓地起初埋葬著他和朋友愛德華·柯林以及柯林的妻子Henriette。在1920年左右，出現了某些公眾批評的聲音，它們涉及到安徒生作為柯林家的"養子"所受到的待遇，在此情形下，壹個柯林家的後裔將愛德華和Henriette的墓碑遷往家族墓地，所以現在只有安徒生的墓碑獨自矗立著。
註：Janteloven，源自Aksel Sandemose的壹部小說，明確規定妳在任何方面都不應該感覺自己是高人壹等或者特別優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