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被稱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顯然具有巨大的優勢。
首先是有著富裕的生活條件，如康熙時任大學士的張英所說，“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席豐履厚，田廬仆役，無壹不具”。乾隆時任知縣的汪輝祖也說：“席豐履厚，得所憑依，進身之途，治生之策，諸比常人較易。”其次是有著良好的教育條件，就像乾隆時做過小官的白雲上所說：“生於書香世家，延名師，擇良友，父兄飽學，從而提命講解，子弟資質聰明，又好讀書，自然直上雲霄，乃順境也。”再次是有著廣泛的人脈關系，父祖輩既然久處官場，自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權有勢之人。曾國藩說：“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縈於懷。”就是說，不但不必掛念於衣食瑣事，也感受不到世態炎涼，周圍所見只是贊譽奉迎，壹呼百應。
習於侈靡，耽於逸樂
可是，社會生活的現實，卻往往呈現出復雜和矛盾的狀態。上面講到的那些優越條件，如果思慮不周，自制不力，處置不當，倒反而成為“世家子弟”立身處事的障礙與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極不利於他們的健康成長。
對於“世家子弟”來說，富裕的物質生活條件，最大的危險是讓他們習於侈靡，耽於逸樂，“鮮衣怒馬，恒舞酣歌，壹裘之費，動至數百金，壹席之費，動至數金。”這樣做的結果，浪費金錢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誌氣，泯滅了性靈，既不知稼穡之艱難，也不諳世途之險峻。康熙帝在《庭訓格言》中強調，王公大臣子弟“不可過於嬌養”，“若小兒過於嬌養，不但飲食之失節，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長大成人，非愚即癡”。這裏所說的“愚”和“癡”，自然也是指對人情世故懵懂無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條件，如果缺乏主觀的刻苦努力，也並不能保證學業精進。鄭板橋有壹個很有意思的觀察和發現，他在給其弟的壹封信裏說：“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學有成者，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而己之子弟不與焉。”鄭板橋沒有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只是說從這個現象中可以看出，“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誌而浚慧”。
以人際關系而言，“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矚”，常常成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標。而這些子弟“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術，“脫有壹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平日裏酒食應酬，嬉遊征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致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壹旦交友不慎，潛移默化，近墨者黑，心誌不堅者難免隨波逐流，同流合汙。
根據“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觀現實，人們在將其與普通“寒士”相比較中，力圖總結出壹些規律性的認識。如曾國藩就這樣說過：“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壹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左宗棠也說：“然子弟欲其成人，總要從寒苦艱難中做起。”張英則更進壹步，認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較壹般寒士更難，所以只有“謹飭倍於寒士，儉素倍於寒士，謙沖小心倍於寒士，讀書勤苦倍於寒士，樂聞規勸倍於寒士”，才能同寒士壹樣獲得成才的機會。
對“官宦子弟”的警示
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榮，鼓勵他們刻苦自律，奮起上進，家長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對他們進行“禍福相倚”“富貴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強他們的憂患意識。同治時官至大學士的倭仁，在給兩個侄子的信中這樣說：“吾家世敦樸素，自入仕途，漸習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華。抑思盛衰循環，富貴豈能長有?壹旦事殊勢易，家人習奢日久，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失祖宗節儉之風，致子孫饑寒之漸。”家長們反復強調，能否保持富貴門第，關鍵在於子孫之賢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曾國藩也講過類似的話，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
針對“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們向他們提出了各種警示，其中既傾註了家長們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會對他們的約束要求。主要內容有：壹曰不可“倚勢淩人”。恃父祖的勢力橫行不法，欺淩他人，結果難免身罹法網，追悔莫及。二曰不可“耽於逸樂，習於奢華”。紈絝成習，放蕩成性，必然貪淫敗行，無所不為，最後不僅壹事無成，而且將潦倒終生。三曰不可長“矜誇之氣”。“世家子弟”年幼時被百般呵護，長大後如眾星捧月，在“規益之言少入於耳”的情況下，就容易輕狂恣肆，目空壹切，自以為高人壹等，唯我獨尊。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權勢，出入公門，左右詞訟，“凡大員之家，無半字入公庭，乃為得體”。五曰要“仗義疏財”。戒揮霍資產，但並非壹味聚斂。“錢財盈豐，千倉萬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貧難不施，不過壹守財奴耳”。所以對於窮厄之人，“生則賑給，死則埋骨”，其他善舉，量力而行。
其實，在“官宦子弟”身上產生的種種問題，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們有密切關系。這壹點，壹些明智的家長也是有清醒認識的。張英就說過：“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悖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關鍵還是看本人為子孫樹立壹個什麽榜樣。汪輝祖講得就更明白：“無論居何等地位，壹言壹動，要想作子孫榜樣，自然不致放縱。”家長不放縱，子弟們也就“不敢分毫恣縱，自然由幼至長，漸漸惡念少而善念多，可為樹德之基”。
到這裏，就引出壹個更根本的問題：官宦之家究竟應該拿什麽留給後代?我們可以轉述幾位清代人對這壹問題的回答。張履祥說：“不肖之子，遺此田宅，轉盼屬之他人，遺此多金，適資喪身之具，孰若遺以德義之可以永世不替?”道鹹時期官員覺羅烏爾通阿說：“多積不義之財，以付不肖子孫，助其驕淫，其敗尤速。故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以遺子孫，庶幾可久。’”曾國藩講得更加直白，他在給諸弟的壹封信中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兒子若不肖，則多積壹錢，渠將多造壹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誌，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作者簡介：李文海，1932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歷史並不遙遠》、《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等專著。（李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