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網
2016年06月07日 · 中華網新媒體官方賬號
前言
今年(2005)恰值中國廢止科舉制度整整壹百年。《二十壹世紀》決定推出壹期紀念專號。早在壹年之前，我已接受編者的稿約。但不料在預定撰寫期間，別有他事相擾，不克從容著筆。本文是在忙亂中擠出時間寫成的，草率謬誤之處請編者與讀者原諒。
如果以漢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創建太學，立“五經博士”和“弟子員”以及設科射策等壹系列的活動當作科舉考試的發端，那麽科舉制度在中國先後持續了兩千年之久，與統壹王朝體制同始同終。這樣壹個源遠流長的傳統是值得回顧的，所以我決定對此制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作壹次長程的觀察。只有先認清科舉的歷史特色，我們才能真正懂得科舉廢止為甚麽是壹件劃時代的大事。
國子監太學門
開宗明義地說，我認為科舉不是壹個單純的考試制度，它壹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系了起來，形成壹多面互動的整體。下面我將討論科舉內外的四個部分，以證成上述的觀察。本文屬通論性質，而非學報式的專題研究，雖參考了不少原始史料與現代專著，但壹概不加註釋，以便省覽。
壹
從表層作描述，“科舉”可以說是統壹王朝的中央政府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向全國各地的“士”階層中選拔人才，納入整體的行政系統，擔任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職務。為甚麽“士”成為治國人才的主要來源呢?這是根據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中壹個基本假定：“士”是精神修養和經典教育的產品，只有他們才能提供政治秩序所必需的道德操守和知識技能。這壹假定是否可信是另壹問題，這裏毋須深究;但它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柢固則是壹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每壹王朝為了“長治久安”之計幾乎無不把“開科取士”當作第壹等大事，首先加以重視，甚至所謂“征服王朝”(如遼、金、元)也不得不在壹定限制下加以仿效，雖然其重要性不能與漢族王朝的科舉相提並論。
如果想了解科舉為甚麽早在公元前二世紀便已在中國萌芽，而且先後延續了兩千年之久，我們不能不從“士”的起源和流變說起。在西周的“封建”制下，“士”是古代貴族中最低的壹級，但從春秋時期起，“封建”制逐漸解體。壹方面，上層貴族有下降為“士”的;另壹方面，下層的“庶民”也有上升為“士”的，於是“士”的數量開始激增。與此同時，“士”的性質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古代文武不分的“士”轉變為研究“詩、書、禮、樂”的“文士”，相當於社會學家所謂“文化事務的專家”("specialists in cultural matters")。這壹社會變動至戰國時期完成，“士”作為壹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正式登上中國史的舞臺，最先興起的儒、墨兩大學派便代表了“士”的原型。
儒、墨兩家在思想上雖有分歧，但卻同以政治秩序的建立與維 持為“士”階層的最重要的任務。孔子“士誌於道”的名言已對於“士”的社會功能作了明確的規定：他們必須擔當起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重任。子夏“學而優則仕”壹語在今天已成人人指責的話柄，但在當時則顯然是在發揮孔子“士誌於道”的含義，與曾參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在精神上是互相補充的。墨子處身於戰國初期，“士”在政治上已遠比春秋時代為活躍，所以他更進壹步要求各國國君“尚賢”和“親士”。在積極方面，他強調“賢良之士”是“國家之珍，社稷之佐”，因為他們“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君主必須對他們“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在消極方面，他更發出警告：“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
孔子像
社會結構的轉變和儒、墨的倡導終於引出了壹個相當普遍的國君“禮賢”運動。從公元前5、4世紀之交起已有魏文侯受“經藝”於子夏和魯繆公敬禮子思的記載。公元前 4世紀中葉齊宣王重建稷下學宮，網羅“學士且數百千人”，則是戰國時期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壹個“禮賢”機構。自此以後各國為了變法圖強，無不以“招賢納士”為當務之急，而政治舞臺也完全操縱在“士”的手中。但當時的“士”都是所謂“遊士”，不受“國”界的限制;他們人數十分龐大，復經常流動於各“國”之間，形成了壹股舉足輕重的“國際”性的勢力。正因如此，當時衡量壹“國”或壹個政治集團(如齊、趙、楚、魏“四公子”及呂不韋等)的實力，“士”的高下與多寡竟成為壹項最重要的指標。“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這句政治格言廣泛地流傳於戰國晚期，決不是偶然的。
以上的概括足以說明：“士”作為壹個專業的社會階層，在戰國中晚期已正式形成。這壹新興階層具有兩個最重要的特色：第壹，“士”從古代貴族的最低壹級轉變為新社會結構中的“四民之首”。《春秋·谷梁傳》中有壹句話最能說明這壹轉變：
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成公元年條)
“上古”不過是“托古改制”的說法，事實上這句話確切反映了戰國時代的社會實況。士、商、農、工是專業分類，士和商則無疑是當時最活躍的兩大階層。“士為四民之首”的觀念便從此凝固了下來(至於後世四民的次序為士、農、工、商，則是因“重農輕商”而修改的)。第二，由於受過精神訓練和經典教育，“士”的專業主要在擔任政府中各方面和各層級的領導工作;這壹點至戰國末期也已取得社會的***識。因此“士”與“仕”在當時的語言中是不可分的壹體兩面。孟子早就說過壹句很有意義的話：“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這明明是承認“士”以“仕”為專業，同時也肯定了四民的社會分工。後來荀子更鑄造了“仕士”這個名詞，特指出任官吏的“士”，以與“處士”的概念作對比。
“士”階層的形成及其巨大的社會動力正是漢王朝不得不將政權向“士”開放的根本原因。我們都知道，漢高祖劉邦出身“無賴”而得天下，最初完全不把“士”看在眼裏;他公開說道：“乃翁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但他做了十壹年皇帝之後，忽壹改故態，竟然想仿效周文王、齊桓公，下詔“招賢”了。這就表示：他已領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詔書坦白承認：為了“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他願意“尊顯”所有“肯從我遊”的“賢士、大夫”。但是為什麽要遲至七十年後漢武帝才正式建立制度，開辟“士”的入“仕”途徑呢?這也是“士”階層的勢力壹步步逼出來的。漢高祖為了鞏固劉家的天下，建立了許多獨立的世襲王國和侯國，由劉氏子弟分別統治。春秋戰國的政治格局幾乎又重現於統壹帝國之內。《漢書·鄒陽傳》記述得很明白：
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
漢高祖劉邦畫像
可知政治中心的多元化也造成了“遊士”風氣的復活。戰國末期“士”的隊伍已極為壯觀，但壹般而言，他們是“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李斯語，見《史記》本傳)，不得不奔走各“國”之間以求“仕進”，因為這是他們唯壹的謀生專業。漢初“士”的處境仍然如此，所以在漢武帝推行“削藩”政策(公元前 128年)之前，他們又以“遊士”的身份活躍在各獨立王國的小朝廷之中，在大壹統的局面下為分裂的勢力推波助瀾。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是和“遊士”的政治活動分不開的。這壹情勢甚至壹直延續至武帝初年未變。《鹽鐵論·晁錯》記：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鹹眾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謀叛逆，誅及宗族。
抓住了這壹具體的歷史背景，我們便真正懂得為什麽漢武帝緊接著“削藩”之後，壹方面在中央設立太學，壹方面又令州郡察舉孝廉、秀才了。在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的影響之下，他深知只有廣開入仕的途徑才能將“遊士”盡量引進大壹統帝國的體制之內，變離心力為向心力。
總之，“四民之首”的“士”階層的出現及其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力量是漢代統壹帝國不得不“開科取士”的重要原因之壹。科舉制的發端如此，它在後世統壹王朝下持續發展也是如此。漢武帝以後，“士”已脫離了“遊士”的階段，壹方面，與宗族、親戚、鄉黨等人群建立了愈來愈密切的關系，另壹方面則開始“恒產化”，在鄉土定居。這樣壹來，“士”以雄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為憑藉，在所居郡縣往往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由於“士”的影響力從文化與政治領域逐漸推展至社會、經濟各方面，而且盤根錯節，牢不可拔，他們作為“四民之首”的領導地位也愈往後而愈為鞏固。漢以後的統壹王朝為了“創業垂統”打算，首先便不能不考慮怎樣與“士”階層建立起壹種合作的關系。隋、唐以下所重新建構的科舉制度必須從這壹角度去理解。南朝後期以來，“士”階層中所謂“寒人”開始擡頭，他們要突破門閥的政治壟斷，爭取入“仕”的機會。這是新科舉取代九品中正制的歷史背景。唐代是門閥貴族逐步衰落的時期，中、下層的“士”通過科舉在政治上則逐步上升。所以“進士科”的重要性也愈往後愈顯著。但門閥的徹底衰亡發生在五代北宋之際，因此從宋代開始，所謂“四民社會”才普遍成立。“士”仍然是“四民之首”，但與其他三“民”——農、工、商——之間的社會流動則已進入壹個全新的時代。壹方面，“士”已不能世代保持其地位，隨時可以降為農、工、商。所以宋代士大夫如陸遊、袁采等都關心後世子孫不能為“士”時應如何擇業的問題。另壹方面，農、工、商也不是固定的世襲職業，同樣有上升為“士”的機會，所以熙寧二年(1069)蘇轍《上皇帝書》說：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
這壹句話便足夠證明“士”的社會基礎已比唐代遠為擴大了。 蘇轍《上皇帝書》中的“士”即指科舉的參與者而言;這是中國社 會史的新動向，下面將略作補充，此處不詳論了。總之，唐、宋以 後科舉制度已成為傳統帝國系統的壹大支柱，無論是對“士”懷著 很深敵意的朱元璋或異族入主的滿清王朝，都不能不借重科舉的統合功能了。
科舉考試
二
為了進壹步說明科舉的統合功能，我想談兩個問題：壹、人才的地區分布;二、科舉如何適應社會流動，但都只能大題小作。
人才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