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花鼓 荊州花鼓戲作為壹種荊州獨有的文化藝術形式，源遠流長。荊州花鼓原是民間窮苦人乞討謀生的“沿門花鼓”和薅草秧歌。這種“花鼓”是壹人擊鼓唱詞，數人幫腔和調。近幾十年來，荊州花鼓已演變成獨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戲。1955年有壹位老藝人搜集記錄了花鼓戲的全部唱腔，整理出從未有過的第壹套完整的花鼓音樂曲譜，並大膽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揚琴、竹笛、嗩吶等民族樂器用來為花鼓戲伴奏，使花鼓戲結束了“壹唱眾和”和單純用鑼鼓伴奏的歷史。如今，荊州花鼓戲充滿濃郁的地方情調，唱腔悠揚、甜美、悅耳，已有《家庭公案》、《水鄉情》等幾十個劇目，既取材於湖鄉生活，又展現湖鄉風貌。在民間，男女老幼走路、勞作，不時哼唱花鼓調。有人說：“聽了花鼓的喲餵喲，害病可以不吃藥！”“做活不唱花鼓戲，渾身上下無力氣”，由此可見荊州人對荊州花鼓戲的由衷喜愛。
鼓盆歌 《鼓盆歌》於2006年5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壹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鼓盆歌是在喪事中演唱、為喪禮的內容之壹，現代俗稱“喪鼓”。鼓盆歌，古代亦稱“鼓缶、擊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詩經》和《周易》的記載。“鼓盆?擊缶”以娛樂內容和喪禮習俗的***存持續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現今主要分布於荊州市沙市區及其周邊地區。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歷史中，從形成到內容不斷發展變化。形式上，打擊的樂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後定型為單壹的鼓。沙市城區的藝人現在仍保持著原生態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內容豐富多彩，尉為壯觀，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曲故事、民間傳說、神話演義、市井習俗、風花雪月、幽默笑話、民間醜態、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現已發現曲目多達500多篇，大多數為藝人手抄本，可謂“案積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語言為基礎，本地人極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壹的伴奏樂器，擊鼓者雙手持鼓槌，左手為“板”，右手為“敲”、“紮”，擊鼓面的中部、側部、邊部，鼓槌有沈、浮、立、斜、平之分，構成了鼓聲的豐富性特征。鼓的節奏總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結束前，悖於音樂拍的常理，出現強拍無重音的獨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荊楚文化的壹朵奇葩。它形式簡單，不受地域環境之限，紮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眾歡迎。
馬山民歌 曾經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踐劍的荊州區馬山鎮，素以民歌之鄉著稱。這裏悠久的歷史、特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歌風格，被譽為荊州民歌的搖籃，在整個湖北民歌音樂寶庫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馬山民歌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鮮明、流傳久遠，其歷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揚歌”、“田歌”。戰國楚襄王時期，宋玉在《對楚王問》中說：“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後，唐、宋、明、清各個時期都有關於“郢中田歌”的記載。馬山民歌代表了江漢平原民歌的總體形態特征和音樂特色，具有濃郁的原生態風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點題的唱詞結構，是荊楚文化的壹塊瑰寶。“喇叭調”、“夥計調”、“嘚嘚調”、“叮口當調”、“哦嗬調”五大調和五句子歌更是聞名遐邇，久唱不衰，在民間廣為流傳。馬山民歌內容涵蓋歷史朝代故事、生產生活知識、四季花鳥蟲魚、婚喪習俗禮儀、節日玩燈賀彩等各個方面。種類有田歌、號子、小調、燈歌、兒歌、風俗歌、宗教歌等數十種。“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趕五句”、“穿五句”之分，曲體結構差別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異。荊州區在收集整理的同時還對傳統的馬山民歌進行了改編和創新，賦予其新的內涵，推出了以民間歌舞《車水鑼鼓》、《火燒粑》、《鳳鼓齊鳴》、《開秧門》、《夜漁》、《山歌唱出農家樂》等為代表的壹批新的馬山民歌，使馬山民歌更具時代感，更加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公安說鼓子 公安說鼓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公安說鼓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從文學形式角度來看，它是和唐代的變文壹脈相承的，因為“敦煌變文是後世各種說唱文學的先驅。”到了宋代，說唱藝術盛極壹時，湧現了許多說唱的形式。鼓子詞正是當時流行的壹種曲藝形式。宋代以後，鼓子詞幾番變化，經元明時期“詞話”，大約在明末清初時期逐漸發展衍變為公安說鼓。清代至民國時期，公安說鼓得到了進壹步發展，說鼓藝人不斷增加，曲目逐漸增多，內容也日益廣泛豐富。公安說鼓，亦叫公安說鼓子。以說為主，說中帶唱。說，即在本地方言聲調上加以適度的誇張，有起有伏，帶有韻味，富有節奏感，快而不亂，慢而不斷，吐詞清晰，層次分明。唱，壹般是夾在每個小段落的結尾處。往往是在壹段有韻律的說白之後，以兩句唱腔來結尾，收腔後用嗩吶重吹壹遍下句的旋律，打壹陣鼓，然後再起下壹個段落。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嗩吶牌子兩部分。唱腔曲牌又分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類。公安說鼓的傳統曲目，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壹是取材於街談巷議，閭裏瑣事，笑話趣聞；二是來源於民間傳奇故事；三是來源於武俠及歷史演義小說。此外，也有從地方戲曲和外地曲種中移植的。公安說鼓采用鼓和嗩吶配合伴奏，鄉土氣息濃郁，極富表現力，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和藝術特色；公安說鼓這壹文藝形式形成於民間，發展於民間，流行於民間，因而具有民俗學價值。公安說鼓的音樂分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濃郁的地方風格，經過百年來的積累衍變，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樂研究價值。
松滋說鼓子 松滋說鼓子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據現存資料考證，松滋說鼓子原名“說古書”，由元、明朝的“詞話”演變而來，並逐步形成壹種民間說唱形式。清同治年間(1862年前後)開始在松滋境內的大巖咀、西齋、街河市、紙廠河壹帶流行。鼓書說唱經過歷代藝人們的傳承和不斷改進，已經有了長足的變化，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通過曲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說唱乃至表演伴奏樂器作了進壹步改革，韻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說唱並重；音樂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調；伴奏除嗩吶外，還增加了管弦、彈撥樂器。使得演唱、音樂、擊鼓於壹體，成為獨具風格的民間奇葩，深受群眾歡迎，在湘鄂邊界尤其是松滋境內廣為流傳。松滋說鼓子曲目豐富多彩，尉為壯觀。街談巷議、民間瑣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戲劇故事、神話演義、風花雪月、幽默笑話、人生疾苦等無所不包。“松滋說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種，采用的是方言俚語，起初是以說為主，在末尾壹句或兩句加上唱腔，並以松滋“南五場”的地方語言為基調，鄉音土調，幽默詼諧，通俗易懂。說古書在松滋已流傳上千年，古人由於文化生活貧乏，茶余飯後聽“說古書”，可謂是壹種精神依托，人們對這種聽書的習俗有壹定的依存性。特別是鄉音土調使人備感親切，人們愛聽、愛學、愛唱，由此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啰啰咚 “啰啰咚”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監利自古屬江漢楚地，尚楚風，作楚聲。“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間戲曲唱本為內容。屬接力式的傳聲唱法，曲式結構具有復調音樂的特色和“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俗稱“打和聲”。“啰啰咚”的發音是監南地區的方言，處於西南官話和湘鄂方言的過渡地段，開口呼的音節占所有音節的壹半。在民歌音調中監南和洪湖東，這是鄂中、鄂東南、湖南凍庭幾種語言音調的匯合之處，形成了壹個與眾不同的獨特風格。歌詞的結構類型可分為：簡單的壹句子結構、較復雜的多段體結構。監利以第二種居多，這種結構形式，新穎別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語，妙趣橫生。構成了“啰啰咚”歌詞的藝術特色。“啰啰咚”在音樂上自由的節奏，悠長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區山歌風的特點：行壹般以四、五度跳進為其特征；句法上構成先揚後抑的旋律線；上在高音區運用富於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監利文化歷史環境中，在長期農耕生活和稻作勞動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壹種文化形式，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民間傳承性。“啰啰咚”曲調高亢悠揚，旋律抒展自由，有“無伴奏自然和聲”的特點。“啰啰咚”是平原地區唯壹的具有山歌特點的原生態民歌，運用大量的襯詞襯腔，在調式調性及曲式結構上具有復調音樂特色，有很高的藝術研究價值。
荊河戲 荊河戲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湖北荊州地方傳統劇種。系以本地彈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優點融合而成。明代永樂二年(1404)，沙市已有荊河戲演出，時稱“楚調”。萬歷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調《金釵》演出。晚清至民國年間，著名戲班有“三元班”、“泰壽班”。現今茶社、酒館亦常有當地“圍鼓”班子為群眾清唱。荊河戲有南路、北路、子母調(南北反)三大腔調，板式有導板、三眼、原板、搖板、三流、平板、壹流、慢二流、流水等，行當有生、旦、凈、末四種，樂隊分文場、武場。常用曲牌約150支，堂曲150支。荊河戲表演重做功，講究“內外八塊”。唱詞及念白以荊州口語為基礎，京白、蘇白、川白夾雜其中。以武功戲見長，尤以各種姿態的“拗軍馬”、“抖殼子”最具表演藝術的獨特風格。荊河戲是荊州及鄂西群眾最喜歡的劇種，民謠稱“漢腔偏是客幫重，調愛荊河本地哥”。荊河戲傳統劇目極為豐富，保留下來的有“三殺”、“五圖”、“十二山”以及《大回荊州》、《打黃蓋》等500余本。研究荊河戲的興衰對揭示戲曲藝術與社會經濟發展，與民間習俗，與人們的心理、文化需求的關系，與社會倫理道德標準的認同，有著十分積極的社會意義和人文價值。荊河戲經過荊河藝人們長期的藝術實踐和積累，其劇目，聲腔，音樂表演等豐富多彩，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因而荊河戲也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荊河戲故事敘述流暢，人物刻畫細膩，道白準確生動，唱詞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學價值。研究荊河戲的聲腔，曲牌，鑼鼓經，樂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譯音樂旋律中的密碼，對解讀戲曲音樂、聲腔的發展、流變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滾燈舞 松滋滾燈舞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滾燈，是我國花燈藝術中紙燈的壹種，源於江浙壹帶，由於歷史上人口大遷徙傳入湖北松滋。史籍燈節起於漢、隋、唐有群眾觀燈遊樂活動，以後愈盛。八寶東嶽鄉民間藝人劉守玉的父親劉魯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滾燈形式為四鄰鄉親們賀新年，討吉利。新中國成立後，劉守玉把她父親當年口授於她的滾燈舞傳承講授，使這壹民間藝術流傳至今。1978年，詞曲經整理改編後，收入《湖北民間歌選》；1980年，選入《中國民間歌選》(上海出版發行)。滾燈舞以“拖、戲、晃、擺”為主體動律，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生動活潑、祥和喜慶。充分表現人民群眾對“團、圓、亮”的美好心願。滾燈舞表演時，打擊樂起著貫穿，烘托、連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鑼、大鈸、馬鑼、小鑼五件擊樂組成。鼓(冬)音色熱烈、厚實；大鑼(廣)音色深厚，奔放；大鈸(且)音色穩健，明快；馬鑼(得)音色開朗、活潑；小鑼(太)，音色清脆、悅耳，合奏起來是壹個較為完整的擊樂音響體，獨奏時又可充分顯示擊樂本身的特點和性能。“滾燈舞”是根據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鬧花燈”玩“滾燈”的傳統習俗演變而來的，壹般都在元宵節前後進行，它具有民間習俗的傳承特征。“滾燈舞”選自別具壹格的松滋鄉土擊樂音響，特別是馬鑼起著指揮、協調作用，並貫穿於整個舞蹈的始終，鑼鼓點譜主要有：花鑼、長錘、大小收頭、亂錘、滾頭子等，演奏時隨舞蹈的變化而變化，時輕時重，快慢交替，節奏鮮明，氣氛熱烈，使整個舞蹈場面更富活力，具有濃厚的鄉土特征。“滾燈舞”舞蹈通過表演者采用“推、拖、戲、晃、擺”等動律，加之大小“圓場”，形成燈為人舞，人為燈轉的場面，因而極具審美特征。
挑擔圍鼓 “挑擔圍鼓”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挑擔圍鼓”俗稱“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進演奏的壹種民間吹打樂演奏形式。先秦時期，古楚樂盛行，已八音俱備，凡重大慶典、祭祀、宴樂之舉，必有鼓樂演奏。漢唐以來，荊州民間吹打樂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運用十分廣泛，南北朝時期直至宋代，荊州民眾於臘八日舉行“驅儺”民俗活動時，“村人並系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人們敲鑼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時期，泊於沙市長江碼頭的船只，有擊鼓鳴鑼開船的習俗。南北朝以來，沙市龍舟所用擊節之樂器便為鼓、鑼、馬鑼。入宋，“唐代俗樂，盛傳民間，”宋太祖趙匡胤平定荊南，曾從其都城江陵得精藝樂工32人納入教坊樂部。明代荊州王府所用之樂曲及演奏方式，對“挑擔圍鼓”的影響極大。“挑擔圍鼓”演奏和樂曲壹部份源於明、清散曲和套曲，壹部分為荊楚民間音樂。清代，荊州城為將軍府所在地，據“挑擔圍鼓”老藝人講，過去荊州的將軍出行，都用“挑擔圍鼓”演奏。“挑擔圍鼓”主要是在荊州市的中心城區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內各條街巷如：梅臺巷、杜工巷、勝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擔圍鼓。市郊如：躍進村、張溝村、連心村、同心村、三板橋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種類主要分為上字調、六字調、正宮調及洋盤等幾種類型。如表現曲調低回的“上字調”曲牌“大紅袍”，表現曲調婉轉的六字調曲牌“嗩吶皮”，表現曲調高吭的正宮調曲牌“風夾雪”，以及洋盤曲牌“鬧龍舟”等都是挑擔圍鼓曲牌的代表作。樂手們根據不同的場合選擇不同的曲牌進行演奏，如傳統節日(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工商廟會節日(布財神會、軒轅會、土地會)和民間喜慶禮儀(婚慶、壽誕)等多用正宮、六字、洋盤等曲牌。白喜事(喪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盤等曲牌。“挑擔圍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間形成基本形態流傳至今，演奏曲目豐富，樂器獨特，道具工藝精美，其保護、傳承價值和研究價值極高。
跳喪鼓 跳喪鼓為湖北省第壹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喪鼓，唱孝歌，這種民間風俗幾乎流行全國各地。舊時習俗，成年人死後要在家“停靈”三至七天；守靈時，不僅靈前要燈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請會唱孝歌的歌師擊鼓唱歌，通宵達旦，徹夜不息。絕大多數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荊州及鄂西地區是又唱又跳，故名“跳喪鼓”。跳喪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靈堂內夜間進行。壹般是在靈堂中央放壹張方桌，俗稱“歌臺”，三名歌師中有壹人坐在歌臺旁邊擊鼓，鼓徑二尺許；另二人則壹手持銅鈸、壹手持竹筷在歌臺前邊邊歌邊跳。跳喪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動作。先由擊鼓的歌師(壹般是長者)擊鼓三通，並高聲“叫白”，念壹些哀悼之詞，表示喪歌開臺。擊鈸的歌師則由歌臺兩邊出場，想死者靈位弓身拱手，然後就開始按照鼓點節奏邊擊鈸、邊舞蹈。鼓聲壹停，舞步則止，跳舞的歌師就開始唱孝歌，擊鼓歌師負責幫腔。唱完壹段再跳壹段，跳完壹段又唱壹段，循環反復，直至天明。在表演過程中，喪家要不時燃放鞭炮，烘托氣氛。跳喪鼓唱和舞的節奏由鼓師掌握，唱則壹拍壹鼓，舞則壹拍四鼓，舞師在舞蹈過程中要和著鼓點擊鈸。拿鈸的方法很有講究，壹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纏緊銅鈸上的綢帶，再用拇指控制鈸的發音，拇指與鈸分開時擊鈸，聲音清脆明亮，稱為“明擊”，拇指頂住鈸敲擊，聲音沈悶，稱為“悶擊”。每段擊樂有五小節。跳喪鼓的鼓師和舞師均為男性，舞蹈動作剛勁有力，主要舞步為“顫步”(俗稱“壹步三顫”)，其它的舞步還有“四大步”、“滾身子”、“吆耶嗬”、“風擺柳”等，這些動作均源於生產生活，如“扯蘿蔔”、“倒線耙子”等，也有模仿飛禽走獸的姿式，如“老鷹散翅”、“吊鷹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