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集中，季檢察長在抓人之前壹定要匯報給書記。第五集中，出了工人對抗拆遷的大事，高育良打電話，要求祁同偉趕快趕往京州市處理，祁同偉的思慮。這些都是受制於政治規矩的考慮。（什麽人可以參加什麽會議，什麽人可以在會議上發表看法；要抓誰，不抓誰，怎麽抓；經誰批準，由誰指揮；地方牽頭還是中央直接來）這樣寫實的場面，還有官商結交時候的規矩。比如丁義珍和壹群人吃飯，商人的巴結，官方的“接待”，還有那個適時適地出現的黃色笑話，在我面前不僅僅是只有這小說，這電視劇而已，而是我參加過的很多次“應酬”也在我的面前了。看到這裏，從壹個有經歷的我來說，這部劇寫實程度之大，寫實深度之深，入木三分。另壹個令我感觸的是，這些身居黨國要津的官員的發家史。陳海，其父親是陳巖石，原檢察院檢察長，是壹個老革命。其老師是高育良，原某政法大學的政法系主任，現任是漢東省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原寫作省委書記，謝謝評論指正）。李達康，其現居京州市市委書記，是原省委書記的下屬，其妻歐陽菁，是京州市城市銀行的副行長。祁同偉的嶽父，是原省政法委書記。而他自己又是是高育良的學生。陸亦可，現為某市反貪局偵察大隊壹處處長，其母親是壹位法官。……以我所見，僅在我省的小市裏頭，“門生故吏，同窗發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在整個政府體系裏頭運作，比比皆是。有親緣友緣關系，意味著是有親緣友緣面子，這個面子，小了說，是個安排，是個調動，中了說，是個項目，是筆資金，大了說，就是壹條人命。這些個“門生故吏，同窗發小，父子母女，夫妻翁婿”的關系，是從“改開”以來，政治人才選拔過程的演變中出現的，尤其是以當時政法大學師生和農村幹部提拔為主要選擇方式中出現的，（所以，侯勇飾演的巨貪小官說的“農民的兒子”，那不是虛寫，很大程度上是這些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的學生和農村幹部提拔的寫實）。像這些官吏，看在他們老師/父親/嶽父/老領導等面子上，“勉為其難”給人家辦事的，這個數目不是少，而是很多（這也是從嚴打以來，底層怕幹事的主要因素）；而在“改開”洪流下被沖毀的基層社會，不僅把這種“辦事”看成是幫助，看成是榮耀，而且還把“不辦事”的看成是迂腐，看成是清高，看成是“不識時務”。想要在這樣環境中，當壹個想幹事又不“辦事”的好官，卻只能“清靜無為”已經是好的了。“擋了別人財路”，卻沒有被別人通過設計“陰謀”，雙規入獄，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人生贏家”。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不會忘記初心，也不是所有人能夠守住自己。就算是依照某乎最流行的利己主義來看，幫那些求著“辦事”的人，在“合理範圍”內幫襯壹下，拿點“朋友之禮”，難道也不應該？“改開”初期，大家都沒錢的時候，吃得飽飯的人，想的是讓以後自己孩子也吃飽飯；到了後來，大家壹部分人有錢的時候，吃的好飯的人，想的是讓以後自己壹家都能吃好飯。不管是在這些要津上的“老狐貍”們，還是望著這些“狐貍”的“花貓”們，都覺著“難道這個理錯了嗎？”於是，以前的行業規矩，還是以後的行業規矩，這就是蔡成功們、高小琴們屢屢能在丁義珍們，胡玉貴們身上得手的重要原因。當然，舍去這個，還有祁同偉們關心的“副省長的位置”，李達康們關心的“市裏的GDP”。“高位”和“GDP”,總結起來，就是兩個字“政績”。從千禧年以來，國家大動向是說“穩定壓倒壹切”，是要“壹心壹意謀發展”，於是，政績（GDP）就是成為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在丁義珍外逃的時候，李達康回到京州市，想到的不僅僅是丁義珍的腐敗問題，想到的更加是京州市的投資商們逃走不逃走的問題。為什麽想到這個問題，往大了說，往臉面上說，那叫關系人生群眾的生活。往小了說，往實際上講，那叫關於個人能力和政治前途。這種政治前途，是很多富有幹勁的“老幹部”們向往的，尤其是“改開”以後上來的這批人以及這批人所提拔起來的人。他們身居要津，看下屬，不是看過程，而是看結果（形勢變了以後，也開始註重過程了），不是看計劃，而是看財務報表。為什麽？潛移默化形成的政治規矩，就是除了GDP，什麽都是虛的。妳幹再對底層人民的胃口，沒有GDP，那麽對不起，這叫“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