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怎麽樣論述變法必要性的

準確說，商鞅論述的只能是“法律”的重要性，而不可能是“法治”的重要性。雖然中國古代存在儒法之間的所調的“法治”與“人治”之爭，但究其根源，其爭論的質僅僅是“相對固定的執法模式（法家）”與“相對靈活的執法模式（儒家）”之爭。

簡單說：法治應當包括：立法，執法，司法，三個重要環節。立法是基礎。而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商鞅時代還是其後至今的其他皇權時代，在立法環節，都屬“法自君出”，這是基本的人治。在中國，沒有哪壹部法律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議機關制定的。失去了這個最基本的基礎，談什麽法治。

法治的基礎，是憲政。憲政是什麽呢？“偉人”早就說過：“憲政就是民主。”因此，民主也應當是法治的基礎。假如沒有真正的民主，哪來的法治？真是天大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