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壹個人情社會，充滿人情與面子。婚喪喜慶等禮尚往來的事情本來是表達喜悅或者悲傷的機會、拉近親朋好友關系的機會、增加人情味的機會，卻變得讓人頭疼，其目的也已經部分異化。這種頭疼都來自於隨份子，來自於人們常說的“搭禮”，就是參加宴席要交納禮金，而且是面子上過得去的禮金，甚至是巨額負擔的禮金。
我們結婚的目的，我們給孩子過生日的目的，在於分享壹份喜悅、增進親情，不在於禮賬上張三李四的份子錢。可是，在壹些人眼中，舉辦婚禮不再是為了結婚，孩子過生日不再是為了慶生，而是為了禮賬上的數字和信封裏的鈔票。這壹切都已經異化，手段成為目的，金錢搭禮是為親情友情服務的，現在，親情友情卻成為金錢的奴隸。
中國搭禮的傳統由來已久，這和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特點分不開。中國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存在無數農耕的村落，人們定居和互相認識，村子裏的人擡頭不見低頭見，壹家有事鄰居親朋都會搭把手，壹家有婚喪嫁娶整個村子都知道。久而久之，聯系比較緊密。壹家結婚開支巨大，而每個普通家庭資金有限，所以親朋好友都會出點錢或者酒肉來幫助，辦壹個體面的婚禮。壹家老人去世，辦喪事眾人也會扶持，給以金錢撫恤。所以，久而久之，人們之間就會形成婚喪嫁娶互相請客、隨份子的習慣。這是在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國傳統社會凝聚力的體現，互幫互助***渡難關，妳來我往。後來，這種主動的幫助變成被動的請客，別人的請柬壹來，礙於人情與面子，就必須赴宴搭禮。
最初的搭禮是鄰裏親朋互幫互助的結果，這是壹個多麽美好的開始。明代以前，古人參加婚禮壹般不直接送錢，而是送實用的東西以體現人情，這就沒有沈重的經濟負擔。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壹切就變了味。明代朱元璋建立鄉飲酒禮制度，百戶人家在春秋聚餐喝酒，培養集體意識。《禮部·鄉飲酒禮》記載，“凡我同裏之人······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這就助長了鄉間大擺宴席的風氣。朱元璋晚年在《教民榜文》裏說：
鄉裏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傷吉兇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裏人戶，凡遇此等，互相周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貧窘，壹時難辦，壹裏人戶，每戶或出鈔壹貫，每裏百戶，便是百貫，每戶五貫，便是五百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周給。
這無疑是官方倡導的隨份子錢，對以後隨份子在中國社會的大興奠定了基礎。元代，大官舉辦宴席直接從下屬的俸祿中扣份子錢，就像直接從工資裏扣個人所得稅壹樣。清代，滿族八旗為體現高貴在紅白事業上出手闊綽、大興份子錢。新中國成立後，毛主席提倡簡樸，改正不正之風，徹底在祖國大地上消滅了吸毒、賭博和嫖娼現象，重金搭禮這種充滿銅臭氣的資本主義行為為黨和國家所不容，人們恢復到民風淳樸、簡單送禮的時代。搪瓷杯、毛主席語錄、暖壺等成為人們互相搭禮的首選。
改革開放後，不正之風死灰復燃，市場經濟的發展壹方面帶來了富裕，壹方面人們的貪汙腐敗、攀比之風、奢靡之風、拜金主義重新擡頭，嚴重損害了社會主義道德，這是毛鄧等領導人所預料不到的。消滅了近30年的黃賭毒和不正之風又卷土重來。人們時常懷念過去人心的單純、社會風氣的健康、人們生活的樸素，這是過去社會主義建設雖然有過失敗，但是讓人們足夠懷念的地方。那時候，物質雖然匱乏，甚至有時候吃不飽肚子，壹件衣服穿很多年，但是，人們總是精神抖擻、總是健康向上、充滿幹勁。我們懷念過去那種健康的精神和向上的風氣。
二
當然，重金搭禮這種現象在中國不同地區有不同表現，有的地方嚴重，嚴重到月工資的三分之壹都記在了別人的禮賬上。有的地方還可以接受，到2021年，仍然是平常的200塊的隨禮。對於鄂爾多斯這樣壹片土地，重金搭禮已經成為壹個惡劣的風氣。壹部分人們舉辦宴席的目的已經完全異化、變質。唯金錢至上、以人情為籌碼。300塊的場合很難看到，500塊的禮金稀松平常，600、800、1000塊甚至幾千塊上萬都時常可見。每個月只有幾千塊工資的工薪階層，都在人情與面子中痛苦地掙紮。表面上在燈光下、在酒杯前笑臉相迎，背地裏口吐芬芳。
不少極端的家庭讓婚喪嫁娶成為賺錢的手段，結婚離婚再結婚，可以請兩次人。訂婚加結婚，可以請兩次人。升高中宴、升大學宴，還可以請兩次人。有些人家，訂婚大撈壹筆後就沒有了結婚的下文，有些人離了又結、結了又離，每次都大動聲勢、高朋滿座。面子在金錢面前就是壹文不值，悲傷的是必須隨禮的親朋好友，快樂的是數錢的主人、掙錢的酒店。任何壹次宴席，門口就是鋪著紅布的豪華桌椅，壹兩本禮賬擺開，拿著筆的記賬人員筆挺地坐在那裏，向妳招手。流水的銀子記在流水的賬本上，大腹便便的主人喜笑顏開。
當然，很多人還是以親情為重，減少宴請次數，拒絕高額禮金。我們都知道彼此生活不易，不需要虛張聲勢、不需要靠金錢來維持情誼。真正的情誼是好朋友多年未見，壹通電話還可以聊聊從前，還可以出手相助。真正財富的積累是靠自己的汗水和淚水換來的，而不是依賴親情、友情。不少人家辦宴席還是賠錢，給親人們、朋友們上好酒好菜，住好賓館、接待周到，這才是真正重視情誼的人，而不是利用情誼賺錢的人。
人們心中都有壹桿秤，來衡量每壹次婚喪嫁娶的成功與失敗。真正思考周全、尊重別人的主人是不在乎禮賬有多厚，只在乎朋友、同學、家人是不是開心、是不是吃飽喝足、聚得快樂，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的行動反映我們的理念，別人的眼睛會看見我們的行動。只要我們真誠地回歸到舉辦宴席請客的原本目的，客人們都會開心和快樂，都會尊重我們。所以說，值得尊重、結交的人辦宴席是賠錢的或者不在乎賺錢的，不值得尊重和結交的人辦宴席才是為了賺錢，壹個人的品質，通過主辦壹場宴席，就可以高下立判。
三
造成當今隨份子不正之風的原因有很多，以鄂爾多斯為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首先，要談到泡沫經濟。十多年前是鄂爾多斯發展的壹個黃金時代，樓市瘋狂開發、私人借貸風起雲湧，人人都帶著壹夜暴富的夢想來到這裏，街上豪車遍地，東勝、薛家灣、阿勒騰席熱、康巴什等等地方，走在大街上，妳會看到人們浮躁的步伐，電話裏傳來的聲音都是這個總那個總，都是幾千萬、幾百萬。整個鄂爾多斯仿佛要上天了、起飛了，那種瘋狂的氣氛讓人感覺，末日也不遠了。隨後世界崩塌了，幾乎是壹夜之間崩塌的，資金鏈斷裂，樓市泡沫，虛擬經濟嚴重超越實體經濟，鄂爾多斯變成了壹個笑話，壹個天大的笑話。這種曾經暴富的背景下，人們的份子錢是少不了的。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幾百塊都顯得寒顫，那些出手闊綽的大領導、大老板，幾千、幾萬的人情是常有的事。所以，即使在經濟危機時代，鄂爾多斯人們的搭禮還是數額高昂。恢復到常態的現在，500塊成為普遍標準。
其次，溜須拍馬是隨份子居高不下的推手。老板、上司、領導發請柬了，手下的勢利者搶著抱大紅包、搶著說祝福、搶著在禮賬上表忠心。十八大以前，這種風氣尤為惡劣。妳500，我要1000，妳1000，我要2000。就這樣，忠心也成了拍賣品。所以大家都不得不提高標準，原來的200、300成何體統，給領導隨份子，不得500、1000嗎？於是，大家都受困於這個高標準，即使口袋沒錢，貸款也得給領導隨份子。
再次，就是物價上漲。十年前，300塊的禮金可謂是大禮壹份，如今，500塊才勉強拿的出手。搭禮的數目都是隨著物價而上漲，只有漲而沒有降。酒店的飯菜成本提高了、工資上漲了，那禮金也隨之而起。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但其起點就違背了正常。對普通工薪階層來說，十多年前300塊在月工資中就占了至少5%-10%，如今500塊在工資中占5%-10%。壹個月如果有三次，工資的五分之壹甚至30%就沒了。哀民生之多艱！
互相之間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妳請我，我也請妳，搭出去的禮錢要收回來。所以，各種名義的請柬越來越多，妳辦壹場我辦壹場，麻煩十足。
放開二胎也是壹大誘因。過去，漢族壹戶壹孩，也就結壹次婚過壹次生日了結。現在兩個寶寶，超級加倍。所以次數更多、頻率更平凡。當然，如今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導致了復雜繁多的人際關系，當2030年人口減少的拐點來臨，人少了，舉辦宴席自然少了。
四
如何改變這種不正之風呢？我覺得歐美的禮尚往來值得我們借鑒。歐美人舉辦宴席尤其是婚禮的時候，不送禮金而是送禮物。比如法國，在結婚時，直系親屬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會事先挑選合適禮品送給新人。對壹般朋友，新人會在結婚前會開出物品清單，參加婚禮的客人選壹樣東西帶來。壹般，為了不重復，新人往往指定地點去購買，有專人來管理，買過的東西不必買。清單中有貴有賤，可以按照自己的經濟實力購買。沒有參加婚禮的親人會在事後請新人在餐館吃飯。這些方式我認為非常可行，物品不在貴賤，表達情誼即可。沒必要壹統天下收500塊。
當然這種做法也有壞處，就是主人常常賠錢辦婚禮，物品的質量也有好有壞。每個人參加婚禮的支出就大不相同，購買物品要大費周章，東西也要合適。但這樣最大的好處就是減輕了金錢負擔，人們可以真正表達親情友情而不是被禮金束縛。
在中國這樣壹種強大的人情社會，搭禮制度不可能廢除，但可以改變。禮金我認為還是最合適的壹種形式，但是在部分地區已經成為了人們的沈重負擔，這種局面要改變。禮金的數額要在可以接受的合理範圍內，舉辦宴請的次數要縮減。當今鄂爾多斯的禮金在500塊，我覺得降到300是合理的，這樣的話，舉辦宴席的本質就不會改變，沒人會為了撈錢而辦宴席，使得禮金收入和成本大致相當，回歸舉辦宴席的初衷，大家聚壹聚、樂壹樂。但不排除有些人選擇用更低的成本、更差的酒店去接待客人。次數要減少，滿月、周歲不搭禮、訂婚不搭禮、升學宴不搭禮，只將12歲生日、結婚和葬禮作為搭禮的場合。這樣會大大減輕人們的負擔。
我們的祖先在制定禮儀制度的時候，從來沒有考慮到禮金會成為人們的負擔。從《儀禮》開始，中國的禮制越發完善，婚喪嫁娶都是人生的重要時刻，人們聚在壹起***同分享喜悅或者承擔痛苦都是理所應當的。但如果被金錢束縛、被禮金困住、被賬本套上枷鎖，那壹切就沒有了意義。
我們需要禮儀，我們需要相聚，我們需要親情友情、需要人情面子，但我們要拋開罪惡的金錢宴席，讓相聚回歸初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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