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齊桓晉文之事》看孟子思想
禮崩樂壞，諸侯紛爭，戰亂頻仍，百家爭鳴。歷史的車輪呼嘯碾過塵封的記憶，超越時空的對話帶領我們聆聽亞聖孟子靈魂的真諦。
孟子名軻，鄒國人，降生於那個古老而紛擾的年代。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沒落為士後受學於孔子之孫，在戰國時期把儒家學說繼承流傳，發揚光大。
孟子在各國遊說政治主張不被采納時他不貪戀名位，毅然罷官而去，著書立說，廣招門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於將來，而後與他的弟子們把自己的學說整理成書，即為《孟子》。位列四書，流傳至今。
《孟子》的出現，是古典散文從章到篇的劃時代作品。在這部作品裏，不管是義正言辭的說理文也好，高談雄辯的辯論文也好，幽默的諧趣的諷刺文也好，都具有明暢、犀利的風格。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氣勢充沛並長於論辯，站在士的立場上將他的政治主張、哲學理論、教育綱領等穿插其中，讀之醍醐灌頂，令人受益匪淺，回味無窮。
知識淺薄，接觸的過孟子精髓不過是冰山壹角。從最初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用兵觀再到“魚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就義觀；以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人生觀，孟子的思想延續至今，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是那篇被選入高中語文教材的《齊桓晉文之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文中勾畫的是壹副多麽溫馨祥和的圖景；書中講述的又是壹個多麽淺顯而深奧的道理。在那個兵戈相向的年景，諸侯各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人民陷於戰亂的水深火熱之中，食不果腹，顛沛流離。”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路有餓殍。”廣大下層民眾在戰爭，貧窮，饑餓的夾縫中步履維艱，卻還是擺脫不了苛政峻法的剝削，“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所以，孟子提出“仁政”觀點，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全書中很多篇章都彰顯了這種“人民性”，他能夠超越階級的束縛，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分析利害關系，為民請命，是孟子學說進步性的壹個體現，也為他贏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認為，統治者要想恒久穩固，長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對於人民的需要要滿足他們，給予他們充分的生產資料，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因為“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想要順應時勢的發展，在動蕩多變的世界上立足。都應該“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於死亡……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方能“王天下”。這種的仁政學說的基礎是以是“仁、義、禮、智”四德為標誌的“性善論”，推行仁政的關鍵是人們註重自己的靈魂修養，“養浩然正氣”，國君“以德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友愛互助，那社會秩序自然井然有序，文明之氣隨之蔚然成風！
仁政和民本發展到壹定程度，就是王道。王道亦是孟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在本章中，孟子就是通過由小到大，由近及遠的方式，循序漸進鼓勵齊宣王舍“霸”圖“王”，分析了以力求霸必定失敗保民而亡必定成功的兩種既然不同的結局。這種王道的思想也同樣貫穿於《孟子》中的其他的篇章：比如《寡人至於圖也章》中孟子針對梁惠王自滿於移民，移粟的矜功思想，用五十步笑百步的生動比喻，規勸他回歸事物本質，施行王道才能“望民加多”，孟子曾多次借喻梁惠王實行王道，眾所周知的“緣木求魚”典故，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再如《夫子當路於齊章》中，承接本章，孟子對公孫醜首先表示鄙視霸道的態度，反映出當時人們迫切要求統壹的呼聲；還有《宋小國也章》中點明了“王政”就是同情人民疾苦，替人民做好事，就像堯舜殷湯壹樣得到天下百姓的擁戴，就算國再小也不怕大國侵略；另外《易其田疇章》《齊王問卿章》中多次提到實行的王政施行後“老有所養”，“路不拾遺”“民胞物與”其樂融融的社會景象……無不在方方面面直接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的王道思想。
雖然在弱肉強食，稱霸爭雄的春秋戰國有些不切實際，脫離潮流。但王道主張的“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天下歸往”卻為統治者設計了壹條較為科學和清醒的統治道路。在當時為緩和階級矛盾，客觀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部分要求，對於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這種先承孔子的“仁”，為政以德，後被董仲舒異化為“天人感應”的思想，作為儒家學說的思想主流，和“禮”並用於封建社會的統治之中，產生深遠影響。
但是與大多儒學思想壹樣，王道受時代的制約，卻具有壹定的階級局限性和歷史局限性。其壹，王道思想片面的強調了“仁”和“徳”，沒有考慮到社會所處的客觀現實，忽視了法學的作用；其二，受“性善論”驅使太過註重人的自身操守，強調發揮人的自制力和能動性，具有壹定的主觀唯心的傾向；其三，社會大背景從分裂走向統壹，戰亂在所難免，孟子籠統反對壹切武力有些過於盲目，不如墨子的“非攻”主張來的科學；其四，在社會動蕩的年代，儒家所提倡的“德政”和“道德感化”不利於有力地加強中央集權，難以實現國家統壹，孟子在那時所勾勒的“大同社會”只能成為壹種單純美好的設想；其五，仁政和儒學都是為小農經濟占基礎的封建社會服務的上層建築，所謂的仁政愛民，是壹種有階級的“小愛”而不像墨家所推崇的那種“兼愛”。“民貴君輕”的思想只不過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壹種工具罷了。
“取其精華，棄其糟粕” 對於當今社會，王道中的某些閃光的思想，仍有很大的借鑒作用。“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其中就包含了現在很流行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的雛形，指出開發索取要有節制，把握好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要愛護自然，保護生態，既要保證當代人的生產生活需要，也要為子孫後代留下壹定的生存資料供其繁衍生息。這與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有先聲先導之妙，可見孟子超凡的遠見和驚人的卓識！
還有孟子和世世代代的儒學家門孜孜追求的那個最高理想社會----大同社會。裏邊暢想的當大道也就是“王道”施行的時候，能“天下為公”，人們能“講信修睦，各得其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與東晉詩人陶淵明所期待的世外桃源，還有西方盛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在當時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這種社會形態所要求的程度時，壹切不過只是鏡花水月般蓬萊仙境罷了。但畢竟在那段民不聊生的黑色日子裏，能或多或少的在精神上給予身心困苦的人民大眾以安慰。而現在不同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時代的日趨進步，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把這個追尋了千年的理想變為現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我們將“王道”的精神發揚光大，依然強調社會道德。但這種以德治事的思想是以雄厚的社會經濟實力和物質財富為基礎，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保障，依法治國為方略的。只要大家***同努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完成中華名族的偉大復興。構建壹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並不是紙上談兵的官文！
“仁政王道在，光焰萬丈長”，雖歷經歷史的洗滌，時光的錘煉，正真的精華也不會因年代的滄桑而褪色！“推陳出新，革故鼎新”讓我們學著領悟的聖人思想汲養，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奮發圖強，開創明天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