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特別指出，“改革家”們在地質工作領域並沒有起到好的作用。他們在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就把地質工作及其管理體系引入政治改革的“旋渦”，在機構改革與調整的過程中“斷送”了地質部門的國家使命，忘記了多年來地質工作都是國民經濟先行官的角色。所以，在當前我國面臨經濟轉型而且存在著許多危機的形勢下，我們應該重新來認識社會主義制度中有益的東西，比如深刻認識地質工作的國家使命和實質，把地質工作提高到影響國民經濟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高度來重視，認真加強地質工作是當前應該保留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的精華。我們地質部門歷來的工作主線是組織科研攻關，提供技術保障和加強機構管理，其***同的目標是提高地質調查水平，為國民經濟服務。
按照俄羅斯聯邦憲法和《地下資源法》，在俄羅斯聯邦範圍內的土地和地下資源都歸國家所有，應該由俄羅斯聯邦及其主體***同來行使使用權與支配權。由俄羅斯聯邦總統、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權力執行機關，以及聯邦的地下資源管理部門（俄羅斯自然資源部）和國家礦山技術監督機關來履行國家管理資源利用的職責。
21世紀的礦物原料問題曾是2000年第26屆世界地質大會的關鍵議題。會議指出，到2050年隨著地球人口膨脹，各類礦產資源的消耗量將增長4倍。為了滿足貧困國家經濟增長的需要（這些國家的人口呈持續增長的勢頭），將產品折算成所需消耗的礦物原料（據不同的統計數據）每個人壹生要消耗19～89噸礦物原料。這是壹個不小的數字，要實現這壹目標必須有三個重要前提：壹是具有完善的地質勘探工作管理體系；二是擁有能勝任地質調查工作的隊伍體系；三是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資源（首先是礦物原料）的相互依存關系。
讓我們把註意力轉到壹個重要問題上來——許可證制度。據俄羅斯自然資源部提供的數據，到2000年1月1日已發出有權使用地下資源的許可證已達45000張。其中多數（占68%左右）是利用地下水和常用礦產。17%是開發貴金屬，而針對所有其余固體礦產（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氣）的只有15%（見表7.6）。分析資源利用許可證制度的實際執行情況可以看出，目前存在的許多缺陷的主要原因在於：法律法規不完善，缺乏統壹的地下資源利用國家規劃，缺乏對許可證協議完成條件的監察體制等。由於我國經濟管理機制運轉不穩定，使大量礦產資源失去了國家控制。據俄羅斯聯邦自然資源部的數據，近年來有相當壹部分國家耗巨資通過普查勘探查明的國有礦產地，由於許可證持有者不投入開發而被閑置，其價值達30億美元，同時每年國家損失的石油產量達1000萬～1500萬噸。未能按協議要求按時投入開采的還有鐵礦、金剛石、有色金屬、稀土元素和其他礦產。
表7.6 1993～1999年發放地下資源使用權許可證的情況
必須強調，許可證制度的缺陷實質上降低了利用地下資源的效果。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行的對參與資源利用者授權的體制還是建立在行政法的基礎上，實際上它與民法相沖突。在俄羅斯聯邦民法中，地下資源的地段屬於“不動產”，所以它應該是有價的。這個價值應寫入許可證協議中。目前尚缺乏規範的法律文件來明確使用資源者應繳納的稅款，也缺乏保證許可證競拍活動公平性和擇優原則的法律說明。顯然，需要在許可證協議的標準內容、授權的礦區合理面積等方面填補許可證法的空白。
國家地質監督機構曾對違反地質調查秩序、資源合理利用與保護制度的現象進行了普查，發現了大量問題。1999年***檢查了在8302個礦體開展工作的5072家企業，在他們當中查出了12446次違規行為，其中：無許可證從事地下資源利用的——2153次，未支付地下資源使用費和礦物原料基地再生產補償費的——5326次，不遵守地質調查、資源利用與保護規定（定額、標準）的——3348次，擅自擴大礦層開發面積的——145次，其他形式的違規——1526次。
我列舉這些數字的目的在於提醒人們註意，整個資源利用管理體制存在著很多弊端。這使我有權來說說我們的“接班人”究竟是什麽樣的人？很遺憾，他們屈服於政治形勢的壓力，而未能守住地質調查和地下資源利用體系的若幹原則。我們同意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必須改革，但改革應有明確的目標：以什麽名義向何處走，是否能達到地質工作的最高目標，最終國家能獲得什麽？這裏不能說大話放空炮。正如生活格言所講的，如果妳不相信能達到預想的目標就應該止步，如果相信就必須在國家、同事和事業面前擁有崇高的責任感。今天，在這裏我只是簡單的批評兩句，而要在過去許多人是要扔石頭的。他們究竟做成了什麽事？以前建立的體系都被破壞了！不顧後果的機構改組結果是：廢除了地質-生產聯合體，組建了所謂的地質工作委員會，後來這種委員會又劃歸到自然資源委員會……用委員會的體制取代了地質學家們和生產者們曾經有成效的合作形式。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委員會領導的位置都落入了那些強硬，但並非經常正確的地方行政管理人員手中。
我始終懷疑建立俄羅斯聯邦自然資源部的正確性，因為在它的管轄範圍裏包含了許多實際上與地質工作關系並不密切的不同方向。現在這種不匹配的後果出現了，部門的管理水平明顯衰退。我深信，如果地質工作的領導者們當時據理力爭，我們還是有可能保留地質委員會的，也就是保留歷史上傳統的專門管理地質調查的中心，隨著時間推移還可能把它改為地質部。
在當前形勢下，國家的領導者們應客觀地認清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要對學者在俄羅斯的真正價值給予明晰的表述，根本轉變對我國科技實力的態度。難道這種情況在礦物原料領域不存在嗎？礦物原料的科研歷來是站在基礎科學的肩膀上向前發展，在國家及其經濟發展的現階段，深入研究和開發礦產資源勘察評價新原理、新方法更顯得至關重要。
許多學者提出，必須改變我們原有的礦產資源評價體系。在過去的體制下，是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去開發新區，並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出發去對某個礦產地進行評價。從而確定了壹批新區的開發戰略（如蘇聯的東北地區、遠東地區、西西伯利亞和許多邊疆區）。而現在的礦產資源評價體系出發點是地方的經濟發展。按照這種觀點，任何礦區的地質-經濟評價都把經濟著眼點轉移到當地，考慮的是當地開發的可能性，而不是國家利益。此外，地方當局感興趣的也是從已探明的和以前被國家儲量委員會核定了的儲量中拿出壹塊對自己有利的礦產資源，以滿足他們當前發展的需要。
無論是研究已探明礦區的開發，還是制定地質勘探工作遠景發展規劃，都不可避免地會經常遇到這個問題。這是壹個涉及到中央管理機關和各聯邦主體之間相互關系的復雜問題。我們堅持認為，發展地質勘探工作的戰略——這是國家的權力，聯邦的利益應服從於國家利益。大型和超大型礦體的命運應由國家在立法和政府層面上來決定，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礦物原料基地的建設影響著國家的未來，是全民的財產。應把國家控制大型、超大型礦床的開發作為其資源利用的強制性條件，從普查勘探階段開始，到評價、國家儲量委員會的確認，確定開采規模和戰略，礦物原料的加工，采礦的數量、質量和期限等各個階段，以及礦區的工業儲量、資源總量都應掌握在國家手中。投資者在簽訂商業合同時的必備條件是承諾履行國家就該地資源開發制訂的全部戰略要求。
中型礦床應在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日常管理下運作。其預測資源總量和最終儲量應經地方儲量委員會確認，而且開采企業提出的具體運行計劃應接受它們的監管。小型礦床可在地方上的地質中心監管下，由獲得許可證的私營、個體、商業企業和單位進行開發，這時其日常管理工作完全屬於地方管理機關的權限範圍之內。
另外，各地方的資源開發戰略應服從於國家的總體原則，不僅要考慮經濟意義，還要考慮地域政治和地緣政治意義。例如，俄羅斯北部和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進行包括北冰洋大陸架在內的海洋石油天然氣開采，建設新的燃料能源原料基地；開發亞太地區的原料市場；加速貝加爾-阿穆爾主幹線的建設。這些問題的解決與保障國家的長遠需求切實相關。俄羅斯還有許多很有前景的油氣區域沒有進行開發，這些有前景的含油氣面積（未計入大陸架水域的含油氣面積）幾乎占了俄羅斯領土的壹半，超過800萬平方千米。解決這些戰略性課題的方案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就已初步形成了。但是，近十年來國內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經濟工作呈現出嚴重的分散管理的不良趨勢，這是我們制訂長遠發展規劃時必須註意的。
當然，以上只是壹種在當前市場關系下解決礦物原料基地發展與開采問題的觀點。
我們再來看看某些部門的經驗。在向市場關系過渡的進程中，俄羅斯某些采礦部門正借助經濟-數學模型在編制本部門或聯邦的發展目標和自身的長期生產規劃。這種經濟-數學模型可由傳統的效率準則出發挑選出工業對象的最優發展戰略和生產方案。
在給定經濟-數學模型的情況下，可以預測判斷：不同方法開采現役金屬礦山和在建礦山時，最合理的年開采量；采礦-冶金聯合企業儲量和產能的動態分析；投資總量和分目標的投資構成；必須的材料費和勞動力費用等。也就是說，經濟-數學模型可以從幾種供選擇方案中優選出有限資源的合理開發方案，並使金屬產量達到滿足國內需要和出口的要求。
經濟-數學模型已被俄羅斯聯邦原子能部成功地用於制訂鋰、鈹、鉭、鈮和錫礦的開采管理、生產規劃和需求規劃，可以在多次逼近的基礎上進行多方案自動計算來解決部門最優化問題和資源評價中的經濟問題。
這個例子只是想提醒大家，我們應把經濟-數學模型已有的成果應用到礦產資源的普查與勘探、礦山鉆探生產和工藝控制最優化領域中去，為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開辟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