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之後，西方民主制度有三大支柱：充分就業成為政府最高目標、最低工資和高福利成為法律制度、工會和壓力團體勃然興起，成為社會主流和權勢階級。西方經濟學的政策辯論風起雲湧，熱鬧非凡，說到底無非是如何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
稍微思考壹下，我們就會發現三大支柱或三大目標完全是自相矛盾。最簡單的供求價格機制分析就可以告訴我們：最低工資、高福利、工會和壓力團體，本身就是對價格機制的極大扭曲或價格機制的消亡，怎麽可能同時實現充分就業呢？1960-70年代，整個西方宏觀經濟學完全圍繞所謂菲利普斯曲線展開，現在大體成為壹個笑話了。發達國家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價格機制越來越僵化，就開始大肆擴張貨幣，希望用通脹來實現充分就業。前不久，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得建議美國和發達國家將通脹控制目標提高為4%，中國的厲以寧和吳敬璉先生最近也發出類似的呼聲，背後的理論似乎還是脫不了那個菲利普斯曲線的陰魂。
1970年代以來，美國首先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隨後持續增發貨幣，大搞通貨膨脹政策，資產價格泡沫壹浪高過壹浪，金融危機頻繁爆發。須知1970年代以來全球基礎貨幣或國際儲備貨幣從380億美元激增到接近9萬億美元，增速超過200倍，而真實經濟增長不過5倍。要不是1980年代之後，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紛紛加入世界競爭，為全球提供廉價產品，西方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至少是今天的數倍。即使如此，蒙代爾、盧卡斯、麥金龍、甚至包括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內都承認，197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和全球的平均通貨膨脹超過以往壹切世紀的總和。貨幣的泛濫導致信用的泛濫，信用的泛濫導致高杠桿經營的泛濫，貨幣泡沫、信用泡沫、資產價格泡沫越吹越大，勢不可擋，終於釀成全球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可悲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竟然還是希望再次用貨幣泡沫來刺激真實經濟復蘇。
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陷入了三個兩難困境。第壹個困境是財政政策困境。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那麽高，壹方面必須削減赤字和降低債務規模，另壹方面卻還要依靠赤字開支和增發債務來刺激經濟。怎麽才能夠兩全其美？看來還沒有找到出路。美國政府自己的預測，到2020年，公開債務規模肯定超過GDP100%。歐洲和日本好些國家早就超過100%了。從私人到政府全部都是高杠桿、高負債、寅吃卯糧，這樣的經濟制度怎麽可以長期維持下去呢？
第二個基本困境是貨幣政策困境。全球貨幣已經那麽多，美國銀行體系超額儲備早就超過1萬億美元，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早就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已經相當嚴重，發達國家卻還要繼續長期維持低利率，還要大搞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難道基本的貨幣數量理論真的完全錯了？難道大家真的都要象伯南克在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所宣稱的那樣：中央銀行可以不顧壹切大膽創新？
第三個基本困境是匯率政策困境。“匯率戰”、“貨幣戰”甚囂塵上，匯率操縱愈演愈烈，匯率走勢完全脫離經濟基本面。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希望利用匯率貶值來短期刺激出口，有什麽辦法可以讓每個國家都達到匯率貶值的目標呢？壹方面高喊要恢復國際貿易和出口，要穩定世界經濟環境，要穩定國際金融市場，要避免國際投機資金沖擊和匯率危機，壹方面卻大肆鼓吹匯率浮動和競爭性相互貶值。難道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完全失效了？奇哉怪也！
三大政策困境源自經濟制度安排。民主制度在許多方面已經走向它的反面，成為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的最大殺手。當然，我絕沒有反對民主的意思。然而，我們需要怎麽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如何才能促進持久的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僵化的最低工資和福利、工會和壓力團體、既得利益集團，所有這些難道是民主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嗎？如果不是，它們與真正的民主制度應該是什麽關系？目前在中國，許多人正在積極倡導最低工資和工會制度，他們相信那是民主制度和民主權利的核心。有鑒於此，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顯得尤為迫切。
加或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有數之不盡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沒有朝著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
二、《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壹般性貢獻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是我們尋找上述問題答案的靈感之源。2005年，我將自己研讀張五常經濟學的體會整理成書，出版《張五常經濟學》，認為張五常開辟了獨特的制度經濟學發展之路，那就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的安排和轉變。它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第壹個階段是從合約角度看佃農制度，代表作當然是《佃農理論》。第二個階段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壹般性的價格機制，代表作是《價格管制理論》。第三個階段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公司，代表作是《公司的合約本質》。第四個階段則是從合約的角度看國家，代表作就是我們今天討論會的主題：《中國的經濟制度》。
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制度》最主要的發現是“地區競爭”，最主要的理論貢獻之壹是該書第三節“合約的壹般概念”，大家對這些內容非常熟悉，用不著我來重復。不過，我以為《中國的經濟制度》和張教授其他著作裏，有壹個特別深刻的話題被大家忽視了，那就是合約的選擇，哪怕是完全自由的選擇，也不能保證制度朝著降低交易費用的方向轉變。也就是說，合約的自由選擇只是良好制度安排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壹種合約取代另壹種合約，是制度轉變的正確含義”。張五常說的很透徹。然而，張五常接著說：“很不幸，制度的轉變或合約安排的轉變，不壹定是朝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亞當斯密認為土地使用安排的轉變是朝改進效率那方向走，不壹定對。災難性的安排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多次了。有時我想，人類可能有壹天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毀滅自己。在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人類自取滅亡的理論難以構想，雖然我嘗試過好幾次。”
每當我閱讀這壹段的時候，我都有壹種仿佛觸電的感覺！我覺得，新制度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最大的問題之壹，就是要解釋人類經濟制度為什麽會朝向交易費用增加或自我毀滅的方向走。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今天人類的許多經濟制度安排，包括前面提到的最低工資和福利制度、工會和利益集團、浮動匯率和毫無約束的貨幣制度，等等，都是大幅度增加了人類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或不確定性或風險。即使我們不從租值增加或經濟增長的角度看，也有數之不盡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沒有朝著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
三、任何制度安排必定要走向它的反面
如果我們從大歷史角度和全球角度來觀察人類經濟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演變歷史，我們會看到壹個非常重大甚至驚人的現象：任何制度安排最終都必定走向它的反面。許多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都高度註意此壹重大事實，都希望找到能夠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可是永遠也沒有找到。
且讓我舉出兩個例子。
第壹個是《羅馬帝國衰亡史》。那是西方世界研究國家文明和制度興衰最有名的著作之壹。作者愛德華。吉朋（1737—1793）曾經這樣描述他撰寫巨著的動機和靈感：“我踏上羅馬廣場的廢墟，走過每壹塊值得懷念的地方—羅莫洛站立過的、西塞羅演講過的、凱撒倒下去的。這些景象頃刻間都來到眼前。1764年10月15日，當我坐在卡皮托山崗廢墟之中沈思冥想之時，赤足的托缽僧人正在朱庇特神廟中歌唱晚禱辭，撰寫壹部這個城市衰亡歷史的念頭第壹次湧上我的心頭。”還有壹次，吉朋對著羅馬古城廢墟，回響著羅馬帝國往日的輝煌，發出深深的感嘆：“好景總是不久長1好景為什麽總是不長久呢？好的制度安排為什麽總是曇花壹現呢？
第二個例子是毛澤東和黃炎培的著名對話，他們探討了國家興衰循環之謎。1945年7月4日下午，毛
澤東專門邀請黃炎培等人到他家裏做客。整整長談了壹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麽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團體、壹地方乃至壹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壹事不用心，沒有壹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壹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壹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卻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壹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壹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當然，毛澤東對他心目中的民主新路，卻是語焉不詳，他自己後來的探索，與其說是成功，倒不如說是完全失敗。
當然，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或制度轉變還有壹個著名的規律，那就是歷史學家黃宗羲總結出來的“黃宗羲定律”：壹個起初非常良性的制度安排，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會徹底葬送自己！
四、制度經濟學研究需要嶄新思維
或許這是壹個令人困惑或灰心喪氣的主題，或許朋友們認為上述問題超越了經濟學或制度經濟學的範圍。不過，我多年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演變歷史所得到的壹個最基本的教訓是，假若不采取壹般均衡和動態演化的思維，就不可能理解壹項制度的演變。我這裏所說的壹般均衡和動態演化思維，就是考察制度的轉變，必須要將文化、思想、宗教、價值觀、信念、精神、必然性和偶然性、挑戰和機遇等許多因素包含進來，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可能根本就無法推測制度的演變，至少無法全面推測制度的演變。事實上，這也正是張五常壹貫倡導的思維，因為他將交易費用定義為制度費用，其內涵比通常所說的交易費用要深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