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時期，許多作家知識分子都經受了不同程度的打擊，作家本人在
當時的時代環境裏也感受到壹種無形的壓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氛
圍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緊張起來，相比之下，戰爭硝煙之中
的淳樸真摯的人際關系則更加令人懷戀。“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
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
及瞥壹眼，便壹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壹剎那裏，便能
夠肝膽相照，生死與***。”10作者的寫作動機是想借對戰爭年代聖潔
的人際情感的回憶和贊美，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感慨。它顯然是壹篇
不合時宜的作品，由此它在問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當茹
誌鵑把《百合花》寄給許多刊物時，壹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
陰暗，不能發表”. 這樣幾經周折，終於發表在《延河》雜誌上，後
經時任文化部長的茅盾的贊揚，才開始受到評論界的重視。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麗，在
五六十年代的戰爭小說中是絕無僅有的，
它以戰爭為背景，描寫了部隊壹個年輕的
通訊員與壹個才過門三天的農村新媳婦之
間近於聖潔的感情交流。作家的創作目的
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表現戰爭中令人
難忘的、而且只有戰爭中才有的崇高純潔
的人際關系，與通過這種關系體現出來的
人性美和人情美。因此，作品取材於戰爭
生活而不寫戰爭場面，涉及重大題材而不
寫重大事件。戰爭的槍林彈雨只是為了烘
托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詩意化的“沒有
愛情的愛情牧歌”. 通過生活的側面寫生
活中的普通人，寫日常生活中的“家務事”、
“兒女情”，這是茹誌鵑壹生為數不多的
短篇小說的壹個重要特點。《百合花》是
她早期作品，雖然寫的是戰爭，卻已經包
含了刻畫普通人的感情世界的美學追求。那兩個連名字也沒有的小通
訊員和農村新媳婦都是這樣的普通人。在當時提倡寫“英雄人物”的
戰爭文化背景下，茹誌鵑有意識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寫成“英雄”，
或者說是不把他們當作“英雄人物”來寫，這是與她對“英雄”藝術
形象的認識直接相關。在她的眼裏，英雄應該與平常的人是壹樣的，
戰鬥英雄只有在戰鬥時才是英雄，而在平常的生活中，他們就是平常
的人，也會臉紅，也會帶有女孩兒的忸怩姿態，他們所談的也只不過
是些家常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通訊員也可以說是壹位英雄。由
於作家避開了戰鬥場面，她就不用去寫他的英雄行為，而只是寫他平
常的壹面。她還認為，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必須是能夠站立得起來的藝
術形象，然後才談得上是不是“英雄”. 如果把小通訊員當作“英雄”
來寫，那就得寫他的英雄事跡，突出他在戰場上勇猛的壹面，小說敘
事者只能與“英雄”的同行，不斷發現他的優秀品質，也只能成為“
唱頌歌、受教育”的機會，而且，按當時審美習慣，作家是不可以讓
新媳婦隨便笑話“英雄”的，雖然“英雄”可能有暫時的失敗（如借
不到被子），但受到嘲笑卻會有損於“英雄”形象。所以，作家有意
回避對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為了堅持自己的美學風格而不受當
時流行的創作思潮所左右，這正是茹誌鵑的可貴之處。
由於作家擺脫了“英雄”概念的束縛，小說裏的主要人物身上的
美好情感都得到了自由充分的表現。小說主要刻畫的是小通訊員與新
媳婦之間的聖潔感情，但兩者之間穿針引線的是小說敘事人“我”.
這篇小說引人註目的敘事特色就是女性視角，即“我”是個有強烈性
別意識的角色，壹開始就寫在戰爭爆發前，因為“我”是女性，才被
團長安排到前沿包紮所，才引出了小通訊員的護送。小通訊員是個剛
參軍壹年，只有十九歲的農村青年，質樸憨厚、不善言辭，特別怯於
與異性的交往。為了突出他的後壹特點，作者用較大篇幅描寫了他與
“我”和新媳婦兩位女性的關系。在小通訊員送“我”去包紮所的路
上，是初步展示小通訊員的性格的重要階段。作者有意地把這段行軍
路程安排在白天而不是夜晚，安排在總攻之前而不是炮聲呼嘯的戰鬥
之中，使得小通訊員不願與女性接近的個性明顯地暴露出來。在這個
過程中，“我”微微有些女性特有的撒嬌，如走不動路啦，主動與小
通訊員認老鄉啦，甚至帶有挑釁性地問他娶媳婦沒有等等，表現出壹
種戰爭年代思想感情開放的新女性特有的“潑辣”，以反襯小通訊員
的外表靦腆淳樸和內心蕩漾著對女性的喜悅。小說寫了這麽壹個情節：
小通訊員完成了任務（護送“我”與借被子）後要回團部，他對這次
與女性接觸的經歷充滿興奮和感激。作家這樣寫道：
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了幾步，他又
想起了什麽，在自己掛包裏掏了壹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
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妳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
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幹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裏不知在什麽時候
又多了壹枝野菊花……
幾乎沒有任何議論和解說，小通訊員的壹系列動作和那枝不知何
時插在槍筒裏的小龔，已經把壹種性格的形象活潑潑地表現出來。
新媳婦的出現是在小通訊員的形象初步定型之後，作品通過小通
訊員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婦的形象，並成功地將作品的重心轉移到
新媳婦身上。新媳婦的出場十分自然而優美，給人以賞心悅目的快感，
正好與結尾時的莊嚴肅穆形成強烈的對比：
門簾壹挑，露出壹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
梁，彎彎的眉，額前壹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
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
這個同誌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裏面，盡咬著嘴
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象忍了壹肚子
的笑料沒笑完。
新媳婦的性格塑造，是通過她與小通訊員的關系，或者說是以小
通訊員的最後犧牲為代價來完成的。起先是代表部隊去向老百姓借被
子，小通訊員去了，她不借，而“我”去了，她就借了。讀者完全可
以通過對小通訊員已有的了解想象當時兩人初次接觸的“窘狀”. 她
心裏覺得委屈了小通訊員，所以當小通訊員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把
衣服的肩膀處掛了壹個口子時，“那新媳婦壹面笑著，壹面趕忙找針
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只有女性
才會對衣服上的破口子那麽敏感，這個口子就永遠地留在了新媳婦心
上。因此，當她從眾多的傷員中壹眼就看見那個露著的大洞時，立即
就變成了另壹個人。作品寫道：
我回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壹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
才那種忸怩羞澀完全消失了，只是莊嚴而虔誠的給他拭著身子，……
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藥趕來，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她低著頭，
正壹針壹線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通訊員的心臟，默默的
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 我過去壹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婦
卻象什麽也沒看見，什麽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的、密密的縫
著那個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 她卻對我
異樣的瞟了壹眼，低下頭，還是壹針壹針的縫。
作者在這裏不厭其煩地反復渲染小通訊員肩上那個破洞，壹步步
把新媳婦的感情閘門打開，也壹步步把作品推向了高潮。當衛生員讓
人擡了壹口棺材來，要動手揭掉小通訊員身上那床被子時，新媳婦的
感情終於爆發出來。作者用了壹連串與新媳婦剛出場時感情色彩截然
不同的詞匯：“劈手奪過被子”，“狠狠的瞪了他們壹眼”，“氣洶
洶的嚷了半句”等，然後，為她心目中的“英雄”蓋上了那條“棗紅
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 作者正是通過這條精心設計和挑選
的有著“象征純潔與感情的花”的被子，最終完成了作者對戰爭中的
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歌贊。
善於運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精神面貌，是這篇小說常為人
稱道的藝術特色，但這篇小說在敘事上的特色卻很少被註意到。從結
構上說，兩個主人公是被言說者，他們的心理世界是通過敘事者“我”
的眼睛看出來或感受到的，所以“我”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小說前三
分之壹是寫“我”眼睛裏的小通訊員形象，中間三分之壹還是寫“我”
眼中的通訊員和新媳婦，而他們倆唯壹的壹次單獨接觸則完全被虛寫，
讀者並不知道新媳婦對通訊員的真實態度。直到小說的最後三分之壹
的篇幅裏，小通訊員犧牲了，新媳婦的感情才洶湧澎湃地爆發。但讀
者讀到這裏並不會感到突兀，似乎只有這樣表現才符合人物的性格邏
輯。這種讀者心理上的邏輯，卻是由“我”來完成的。小說寫了壹個
小通訊員衣服被掛破的細節，這個細節先是出現在“我”的眼睛裏：
“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裏壹飄壹飄。我
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而新媳婦對那個破口子有什麽想法並沒有
正面表達。可是當通訊員的屍體出現時，新媳婦正是從那破口子上認
出了他。這以後，“我”反而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
寫新媳婦縫衣服上面。這似乎是壹個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訊員肩
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後悔”，也就是新媳婦心裏的“後悔”，表面
上敘事人在寫自己對小通訊員的感想，其實是暗示了新媳婦的內心世
界。雖然小說沒有正面寫新媳婦對通訊員的心裏感覺，但敘事人的心
理活動卻處處起到了借代的修辭作用。以此類推，小說前三分之壹寫
"我"眼中的小通訊員，也不僅僅是壹般的介紹人物，而是通過"我"對
小通訊員的接觸方式和感想，讀者可以聯想到小說虛寫的那個新媳婦
與小通訊員初次接觸的場面以及新媳婦對他的感想，有了這種借代作
用，才會有新媳婦壹出場時"笑個不停"的暗示。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
來表達小通訊員與新媳婦之間的感情交流，顯得含蓄優美，令人回味。